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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重庆诗歌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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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重庆诗歌略谈

              谭五昌

 

这里所谓的“新时期”,是姑且遵循诸多学者对当代文学一个分期概念的认同与命名,它在时间上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重庆诗歌已走过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一大批才华卓具的重庆诗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为重庆诗歌添加了颇为绚丽夺目的艺术光芒,构建了重庆诗歌自身的艺术声誉。

在此,我想对重庆诗歌的发展历程及其总体风貌分成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予以粗线条的描述与勾勒。

  对于重庆诗歌来说,20世纪80年代无疑称得上是它的“黄金时代”,它与当时四川成都、南充、西昌等“第三代诗歌”运动策源地构成犄角之势,互为呼应,推动了中国当代先锋诗潮的迅猛发展势头,并且具有某种领风气之先的优越性诗歌地位。因为当时重庆诗人李钢与傅天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以其不俗的创作实力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朦胧诗”潮中较为重要的成员,为其时的重庆诗坛乃至整个四川诗坛赢得了奠基性的良好声誉。李钢的《舰长的传说》、《蓝水兵》、《老兵箴言录》等代表作,以其潇洒、奇妙的语言方式与意象方式给当时的读者带来普遍性的审美惊喜;傅天琳的《梦话》、《心灵的碎片》、《果园姐妹》等代表作则以其纯粹、深情、天真的美学品格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与诗坛的认可。继李钢、傅天琳之后,廖亦武标举着“新传统主义”的流派旗号,参与了主要由四川青年诗人们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第三代”诗歌流派运动,并以其试验意识强烈的系列长诗作品《大循环》、《大盆地》、《死城》引起当时诗界的普遍瞩目。廖亦武的诗歌风格融现代与传统为一炉,视野开阔,气势磅礴,极具思想艺术层面的冲击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廖亦武因故未能继续坚持创作,但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精心打造出的诗歌文本,无疑有力地彰显了重庆诗坛颇为可观的艺术爆发力。除李钢、傅天琳、廖亦武这三个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重庆诗人以外,华万里也是这一时期不可忽略的重庆诗人,他的名声虽然不及前面提及的三位诗人,但他在抒情诗领域表现出了超人才情,其作品抒情的纯度与强度均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上四位诗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无疑能够代表20世纪80年代重庆诗歌所取得的整体艺术成就。

20世纪80年代相比,进入90年代的重庆诗歌整体局面上略显沉寂,这也与9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文化境遇关系密切。在沉寂中坚持诗歌写作的重庆诗人群体中,李元胜、何房子、梁平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作为重庆“新一代”诗人的典型代表,李元胜在

9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逐渐崭露头角,并渐成气候,他的智性写作风格与倾向颇为鲜明,其对重庆日常生活经验的着力开掘与高度艺术化的呈现,是对其“重庆诗人”身份一种坦诚而勇敢的“艺术告白”(典型的作品如《重庆生活》)。但李元胜“重庆诗人”身份的自觉意识,并未拘囿其诗歌表现的经验范围,诗人对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视与拓展,使其诗歌中独特经验的传达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李元胜一系列颇受赞许的、充满智性的作品(如《我的儿子声音嘶哑》、《走得太快的人》、《纸质的时间》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20世纪90年代重庆诗歌应有的艺术声誉。何房子的写作风格与李元胜较为接近,他在叙述上的简洁、节制、睿智显示了出色的诗歌写作才能(如代表作《打柴人带木头回家》),但何房子的诗歌才能似乎被李元胜的光芒所“遮蔽”,并未获得诗界人士的关注与重视。与李元胜、何房子这两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重庆诗人相比而言,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梁平算得上是“大器晚成”。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诗人,梁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入道”,也获得过孙静轩等前辈诗人的赏识,但梁平真正在诗界产生影响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梁平的诗歌取材较为广泛,他具有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经历中提升出诗意的才能,他努力在抒情与理性之间寻求艺术张力的平衡关系。但梁平的诗歌在国内诗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在21世纪初。他耗费心血营造出来的长诗《重庆书》既是他个人,也是整个重庆诗坛“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长诗是对重庆这座城市的一次诗性书写与“精神塑像”。梁平的这首长诗由于对于重庆的历史传说、现实景况、个体记忆与生命经验等丰富内涵的智性叙述与呈现而广获诗界好评,成为新世纪重庆诗坛乃至国内诗坛长诗写作领域一次重要的收获!从此意义上而言,梁平是世纪之交重庆诗坛上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

进入新世纪(21世纪)以来,重庆诗歌出现了“升温”现象,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位实力派诗人以外,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重庆青年诗人开始在本地乃至国内诗坛初露锋芒。冉冉、唐诗、杨矿、冉仲景、吴海歌等为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冉冉是重庆地区为数不多的优秀女诗人,她的诗歌通常体现出沉潜、质朴、厚重的特点,她执著于记忆与苦难书写,其诗歌中的色彩与情绪基调以灰色或黑色为主体。冉冉的长诗《冬天》就是这种性质与类型的代表作,它呈现了诗人直面苦难、忠实记忆的诗学追求与精神重量。冉冉的诗歌看上去颇为朴拙,甚至有些滞涩,但却透出内在睿智的品质(比如短诗《傻子》),因而她的写作禀有一种“大智若愚”的诗学品格。唐诗比之冉冉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他的诗歌风格由最早的优美、空灵转趋复杂、智性,技巧的运用日趋成熟,诗人由原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关怀转向对人类的存在状态及灵魂状态的关注,在精神的深度与广度上予以了双重拓展。他近两年出版的诗集《花朵还未走到秋天》与《走遍灵魂的千山万岭》颇获诗界赞誉,预示了诗人诗艺进展的广阔前景。杨矿则是一位极富艺术潜力的诗人,他属于智性写作风格的那一类诗人,但他的艺术起点很高。他的诗歌文本具有浓厚的哲思色彩,叶延滨在《重庆诗人十二家》一书的序言中曾对杨矿的诗歌作如此评论:“杨矿的诗歌中有太多的思辨,理性的追索让杨矿的诗歌具有重量”。难得的是,杨矿并没有依靠思想性而走上“观念化写作”的道路。他诗句中多有奇特的感觉与意象,整体上酝酿成一种超现实色彩的艺术境界与氛围(如《螺罐山》)。与此相反,吴海歌似乎倾向于走纯抒情的道路,他的《火蝴蝶》题材系列作品,热烈、浪漫、唯美,给人以艺术情感的有力感染,显示出其较为出色的抒情诗写作才华。此外,冉仲景、唐力、李海州、江雪、赵历法、李瑛、欧阳斌等重庆青年诗人在其诗歌写作中均有不俗的艺术表现,它们构成了新世纪重庆诗歌的希望之所在。

以上对于重庆诗歌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印象式描述,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写阶段:以抒情为主体的写作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智性为主体的写作阶段(20世纪90年代)和多元化的诗歌写作阶段(21世纪初)。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新时期以来的重庆诗歌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保持着同一历史进程。从全国诗歌格局来看,重庆诗歌无疑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我以为重庆诗歌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格局中重要地位的建立,还在于它自身艺术精神传统与美学品格的自觉建构与不断传承。换言之,重庆诗歌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地域诗歌,从“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视点与角度来看,重庆诗歌称得上一种具有鲜明巴文化特质与 色彩的诗歌形态与类型。从地域文化角度对重庆诗歌的定位无疑是立得住脚的。例如,梁平对其长诗《重庆书》的创作主旨作过如此说明:“应该说,《重庆书》起笔于远古而侧重的是对巴文化来源的当代审视。”另外,诗歌评论家李怡曾从西南文化研究角度对重庆、成都等地诗人的创作作出过有效的艺术阐释与分析,同样具有说服力。

就我个人看来,重庆诗歌长期以来之所以受到诗界的重视与认可,在于重庆诗歌(作为一种地域诗歌)所秉有的空灵、大气` 厚重的美学品质,这当然跟重庆诗人们坦诚、热情、 自信、敏锐,既不盲目赶潮,又积极进取的地域文化性格与品质关系密切 缘于重庆诗人们身上这种潜意识般存在的文化性格与品质,重庆诗歌在新世纪里的长久繁荣态势是值得人们充分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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