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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及其他

——对余华近作《兄弟》(上部)的一种读解

 

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本文从主题分析的角度对余华近期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进行阐释,以“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及“亲情”叙事四种叙事类型为切入点,将小说所表现的四种主题意向归纳为“反思‘文革’的荒谬性”主题、“欲望”主题、“苦难”主题及“亲情”主题,并对这四种主题意向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而简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在主题的独特性与深刻性上有所欠缺。

关键词“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亲情”叙事、主题意向

AbstractThis essay analyzes the latest novel of Yu Hua, “Brothers” (the first part) from the theme-analytic angle. With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 desire narrative, suffering narrative and “family love” narrative as its points of penetration, this essay reduces the four themes of the novel to the theme of the absurdit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theme of desire, the theme of suffering and the theme of family love, and gives detailed and brief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our them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is essay holds that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 speciality and profundity of the theme of the novel “Brothers” (the first part).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 desire narrative, suffering narrative, “family” love narrative, theme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自“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潮流出现以来,以“文革”这段特定历史作为叙述对象的小说文本数量不少。然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与篇幅,专门以“文革”作为重点叙述对象的小说文本数量并不很多。余华近期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却是这样一部以致力于“文革”叙事而凸现其鲜明特色的作品。

无论从叙事内容还是叙事动机(主题表现)的层面来看,余华的《兄弟》(上部)都称得上是一部典型(而非“经典”)的关于“文革”叙事的小说文本。之所以对余华这部小说作出上述判断,是缘于这部小说已在叙述对象上开始有意摆脱“伤痕文学”及“反思文学”阶段,诸多涉及“文革”叙事的“经典”小说文本的叙事模式。以往涉及“文革”叙事的小说文本,主人公最初通常大多拥有一种“革命者”或“进步分子”的社会文化身份,而在历史的动荡中往往沉沦为“反动者”或“落后分子”,最后又在历史的“错位”中返归原先的社会文化身份。余华的《兄弟》(上部)却选择了一个小镇(“刘镇”)上普普通通的一家四口人(“宋凡平”、“李兰”、“宋钢”和“李光头”)作为主人公来叙述一个有关“文革”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这种社会身份的底层化特征,鲜明地凸现了余华叙述历史与评价历史的平民化视角,作家着力叙述几个普通人物的非凡遭遇的“文革”故事,意在更加深刻的揭示“文革”历史的真相:一群小人物在“文革”中身体和精神上所表现的双重狂热及人物“错位”性的历史遭遇,更能证明“文革”这段历史的暴虐性与荒诞性。余华在“文革”叙事中有意选取这样的叙事对象(主人公)无疑深刻地吻合着他内在的叙事动机:通过小人物的视角来真实地书写“文革”记忆并试图“复原”这段历史。

与此相对应,余华在表现“刘镇”的大规模游行、批斗等典型的“文革”场景时,努力采用个体记忆的叙述方式,而试图抛弃以往同类作品所惯常采用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叙述方式,小说基本上是围绕主要人物“李光头”的“文革”记忆而展开叙述的,这使《兄弟》(上部)中的“文革”叙事具有了较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及“民间”色彩,也增加了小说本身的真实性(包括作品的叙事内容及思想性)。不过,由于作家本人直接的“文革”经验的欠缺与积累不足,很多时候对“文革”的叙事不得不借助于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使其“文革”叙事的真实性与独特性有所削弱,幸好作家有意遵循侧重于个体记忆书写的“文革”叙事方式,因而基本上还是“真实”地“复原”了“文革”的历史图景以及作家隐藏在“文革”历史图景背后的主观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余华在这部小说中所着力展开的“文革”叙事,是与欲望叙事和苦难叙事同时展开的。或者说,“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在小说中是并置关系,它们三者之间互相叠合、渗透与纠结,由此使《兄弟》(上部)成为具有多重叙事主题方向的复合性小说文本。从小说的叙事时序上看,欲望叙事处于某种优先地位,小说开篇叙述“刘镇”小男孩“李光头”因在公共厕所偷看女人的隐私部位(屁股)被人逮住后的戏剧性情景。在这里,小男孩“李光头”的“窥淫”行为只具有“导火索”作用,其后引出的“刘镇”上“赵诗人”、“刘作家”、“童铁匠”、“五个民警”等各色人物利用各种手段要求“李光头”仔细交待“窥淫”细节的场景描写,才使欲望叙事的内容变得具体而充实起来。简单说来,“刘镇”上人们的欲望对象一为性或色,一为食,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等价”关系。小男孩“李光头”精明地用他所偷看到的美丽女孩“林红”的“身体秘密”,向前来打听、意在满足其“窥淫”欲望的各色人等索取在当时显得昂贵的“一碗三鲜面”,即是一种色(性)与食的“等价交换”关系。准确点说,色(性)与食在生理需求层面呈现为一种等同与叠合的关系,小说中叙述“李光头”把偷窥到的父母的亲吻及身体的亲密接触行为(性行为)理解为“他们偷吃奶糖”,典型而有力地揭示了色(性)与食在欲望方面所具有的同一性,而这也是小说欲望叙事的主要内容。

小说中的欲望叙事真实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普遍性的生理“饥渴”及精神“蛮荒”状态,而“文革”叙事则有力地凸显了当时社会民众(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精神上普遍的狂热性(非理性)与暴虐性(“革命性”)。从中可见,欲望叙事可以视为“文革”叙事必然性的逻辑起点(或前提),而“文革”叙事则可以视为欲望叙事的最高形式或者必然性结果。通俗一些说,欲望叙事所指涉的身体欲望在“文革”叙事中被“革命”的欲望(要求)所“置换”(取代),表面上呈现为一种“提升”或“升华”的关系。实质上,“革命”的欲望只是身体欲望的一种“伪装”形式,“革命”的欲望在小说的语境中相当于一种“政治利比多”,它本身也在宣泄一种巨大的具破坏性的生理能量,只不过它本身在“革命”的名义下被赋予了高度的“合法性”。小说描述“李光头”于“文革”初期在“刘镇”上参加大游行时,一边大喊“文革”(“革命”)口号,一边做着以偷窥父母性爱行为而模仿出来的手淫动作,便在象征层面上揭示了崇高“革命”话语背后所包蕴的形而下欲望的真实内容,由此也展示了“文革”叙事与欲望叙事在主题意向上的同一性(趋同性)。

如果说,欲望叙事可以作为“文革”叙事的逻辑起点,那么苦难叙事则不妨视作“文革”叙事在叙述内容上的延伸、深化与拓展。换言之,“文革”叙事着眼于对“文革”这段历史的正面性叙述,它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新时期小说的宏大叙述的那套叙事法则,实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立场上的)叙事,苦难叙事则是从历史受害者的角度对“文革”历史展开的叙述,着重于书写受害者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苦难叙事与“文革”叙事呈现为一种“共生性”的叙事关系。在以往及其他作家的同类小说中,以“文革”叙事为总体叙事框架的苦难叙事,大多选择知识分子或革命干部为苦难叙事的人物对象,余华则选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平民作为苦难叙事的人物对象(这几乎是余华小说创作中人物选择的一贯性特点),凸现了余华本人强烈的底层关怀与平民情怀。在小说中,余华对主人公“宋凡平”和“李兰”的苦难经历的叙述让人印象深刻:对于前者,作家侧重于展现他身体上遭受的苦难(自然不能摆脱精神苦难),尤其是“宋凡平”被红卫兵疯狂地毒打致死及其死后惨况的“实录式”描述,在读者阅读心理上颇具某种震撼性效果;对于后者,作家侧重于展现其精神上遭受的苦难,“李兰”因其夫(前夫)其子相继在厕所偷看女人隐私部位而产生的长期沉重的羞耻感,以及她心爱的丈夫“宋凡平”(后夫)被红卫兵残酷折磨致死而导致的精神崩溃,使得“苦难”这一叙事文学中的经典性母题在余华的“文革”叙事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示,由此也使得“文革”叙事获得了一种思想性(而非意识形态)的依托。

“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在小说中共时性、有机性的并置(三者之间存在深刻的逻辑关联)使《兄弟》(上部)成为一部“复调性”的文本,由此也造成了《兄弟》(上部)主题的丰富性(多义性)。我们可以从“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所提供的主题线索将其分别归结为“反思‘文革’的荒谬性”主题(或“荒谬”主题)、“欲望”主题(或“饥饿”主题)与“苦难”主题(或“命运”主题)。这种复合性的文本主旨作家本人已有自觉的意识与追求,他在《兄弟》(上部)的“后记”中如此评述“文革”时代:“……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⑴。由此可见,余华对上述三种主题意向的揭示与表现是处于“公开”的意识状态的。因而读者对前述三种主题意向或主题线索的读解是并不需费神耗脑的。实际上,小说中还有一条相对潜隐的、能够体现作家更为隐秘的创作动机的主题线索,此即为亲情的诉求,我本人将之命名为“亲情叙事”(或曰“亲情”主题)。所谓“亲情叙事”,在此是指作家在表现个体在遭遇时代(历史)疏离、压制、抛弃等不幸命运后,转而着意寻求并凸现亲情的慰藉力量,以此获取赖以生活下去的生命温情。余华对这个主题意向或主题线索在小说的“后记”中并未特别点明,恰恰反映出作家更为深刻、内在的创作意图。统观《兄弟》(上部)全文内容,“亲情”叙事可谓贯穿始终,比之于“文革”叙事、欲望叙事与苦难叙事,“亲情”叙事具有高度的连贯性与自足性。“亲情”叙事作为一种主题意向,虽然与其他三种主题意向并置于同一小说文本中,但它却从其他三种主题意向之中脱逸而出,从而成为小说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主题意向。

在此对“亲情”叙事的内容及意图作一简要论述。小说在重点叙述“宋凡平”一家四口于“文革”中所遭受的嘲笑、歧视、排斥、侮辱、殴打、压制以及贫穷、饥饿、疾病、死亡等种种非人遭际与苦难命运时,处处有意渲染亲情的温馨、动人、美好与珍贵。比如,小说叙述“宋凡平”在遭受红卫兵多次粗暴抄家、自己还被粗暴殴打的境况下,尽管身心俱受严重伤害,但仍然在两个年幼无知的儿子前强颜欢笑,并且许诺带他们出门去看海以满足两个儿子的愿望与要求,表现出一位普通平民身上堪称伟大的父爱。“宋凡平”在遭受非人虐待的囚禁生活之时,始终通过信件向此刻不明真相远在上海治病的妻子“李兰”隐瞒其真实遭际,只把平安的消息带给妻子,最终出于对妻子浓烈的思念,也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而不顾一切跑出囚牢准备前往上海迎接妻子“李兰”回家,却以“逃跑”的罪名被追赶来的红卫兵疯狂殴打致死,更是典型地表现了“宋凡平”对妻子“李兰”的眷恋和热爱。“李兰”在此不仅仅是一种爱情的代码与符号,更是一种亲情的代码与符号,“宋凡平”在车站被红卫兵疯狂追打至几度昏迷,醒过来之后却以不可理喻的意志要求坐上公共汽车去上海迎接妻子的细节描写,在象征层面上传达了“宋凡平”无比强烈的亲情诉求(背后是对“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否定与控诉),有力地凸现了小说文本深层的叙事意图。

再来看“李兰”的遭遇及其行为表现。“李兰”在小说中是一个命运极其不幸的底层妇女。她先是遭受第一个丈夫因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不慎掉入粪池淹死而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尔后遇到了她生命中最爱的人——“宋凡平”并选择他做了自己的第二个丈夫,然而恩爱的日子好景不长,“宋凡平”就在“文革”内乱中惨死在“刘镇”的红卫兵与“革命分子”的棍棒拳头之下,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按照正常的逻辑,“李兰”极有可能会选择自杀“殉情”的道路,但她终于还是以病弱之躯坚持活下来,其真正原因乃在于牵挂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亲生儿子“李光头”和非亲生儿子“宋钢”)。直至儿子“李光头”在“文革”后期重蹈亲生父亲之覆辙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给“李兰”再次带来精神上的耻辱感 ,从而加速了“李兰”走向死亡的人生历程。小说在结尾处,叙述即将离开人世的“李兰”拖着病弱不堪的躯体前去民政局,申请给她的儿子“李光头”发放救济金,尤其令人慨叹的是,“李兰”在临终之前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宋钢”的那一番充满人性温情的话语:“最后一碗饭你们兄弟分着吃,最后一件衣服你们兄弟换着穿……”。这不仅是小说的“煽情”或感人之处,更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在此,“李兰”强烈的亲情诉求与丈夫“宋凡平”强烈的亲情诉求构成了紧密而内在的呼应关系。

最后再从“李光头”和“宋钢”兄弟俩的角度来简单讨论一下小说中的“亲情”叙事。兄弟俩虽然性格不同,时闹别扭,但自从父亲“宋凡平”惨死之后,尤其是兄弟俩被人为地分开后(“宋钢”被送到乡下爷爷那儿伺候爷爷),苦难的命运让兄弟俩心灵贴得更近,小说中有诸多表现兄弟情深的动人的场景与细节描写。最能体现小说“亲情”主题的叙事意图在小说的结尾与开端:在结尾,“宋钢”在母亲“李兰”坟前跪下重复着“最后一碗饭”一定让给“李光头”吃、“最后一件衣服”一定让给“李光头”穿的誓言;而在开端,已成为“刘镇”超级巨富的“李光头”想到自己的兄弟“宋钢三年前死了”,“不由心酸落泪”,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在强烈的“亲情”诉求方面的呼应与对称关系,极其鲜明有力地凸现了小说具有涵盖性的“呼唤亲情”的主题意向,小说取标题为“兄弟”也比较鲜明地暗示了这个主题意向。

至此,我对《兄弟》(上部)中所表现的主题意向(或主题)已作了自己的概括、归纳与梳理。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兄弟》(上部)中发现其他主题意向,但前述四种主题意向无疑是比较鲜明的(建立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而对《兄弟》(上部)的叙事内容与主题意向的评判是衡量余华这部近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或首要条件。在我看来,余华在这部小说中所展开的“文革”叙事、欲望叙事、苦难叙事及“亲情”叙事虽然为小说本身建构了主题的丰富性(多义性),但在独特性(新颖性)和深刻性方面显然有所欠缺。很明显,小说中所展示的“反思‘文革’荒谬性”主题(或“荒谬”主题)、“欲望”主题(或“饥饿”主题)与“苦难”主题(或“命运”主题)并不显得多么新颖独到,这些主题既在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的小说文本中出现过,也在余华自己以往的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过。因此,余华在《兄弟》(上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题(或主题意向)的丰富性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贫乏性”的代名词。相对来说,“亲情”主题是余华在《兄弟》(上部)及其续篇(下部)中努力“发明”(创新)的一个“主题类型”,但它过于切合当下大众(平民)文化思潮中的温情主义,作家本人并未提供多少具超越性的思想经验,因而也很难称得上在思想及审美趣味上有多少独特性。

顺接下来的讨论便是关于《兄弟》(上部)主题表现上的深刻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对历史、人性、苦难、命运等重大命题的思考还是有深度的,但比之于余华自己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主题表现,《兄弟》(上部)的主题表现显得现实关怀情结过浓,人间烟火味太重,缺乏思想的升华与超越性,称不上真正的深刻。就以“苦难”主题而论,余华在《兄弟》(上部)中显然还停留于社会学意义的形而下层面,未能像他的《活着》那样,能由形而下层面向形而上层面(哲学层面)跃升。因此,余华的《兄弟》(上部)在精神与思想境界上是有欠缺的,不仅未能超越他以往的小说创作,即使与莫言、阎连科等当代作家的聚焦历史叙述的小说创作相比,也显示了某种“滞后”的状态。

客观地讲,余华的《兄弟》(上部)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小说,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但却不是一部能够满足大多数读者(尤其是专业读者)“期待视野”的出色小说,因为它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表现方面均未能产生震撼性的效果。顺带提及一下,余华在这部小说中的语言叙述及艺术表现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句式的重复、单调,叙述的无节制与分寸把握失当,幽默与油滑的“错位”处理,等等(在此不作具体论述),小说形式表达方面的欠缺也会影响着人们对小说的总体评价。这种评判对余华而言显然是过于苛刻了一些,但这也是人们对他期望过高之缘故。如果要简单探讨余华近作《兄弟》(上部)不那么成功的原因,我个人以为显然是作家本人的创作理念存在问题,陈晓明先生曾如此评价余华以往的小说创作:“很显然,同样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同时的《活着》(1992)与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就包含了一些思想的阴谋,因为余华放弃了语言接近生活存在性的那种努力,其被表现的生活则要依赖一种预设的思想性来支持其存在性。”⑵我认为陈晓明先生对余华小说创作中所存在的“观念化”写作倾向点评得非常到位。从《兄弟》(上部)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作家所进行的“观念化写作”的痕迹,也即作家主要不是从独到、深刻的生命经验出发对世界与人生进行个性化的思考与书写,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驾熟就轻”的“惯性写作”的“捷径”,最终有可能人为地削弱甚至消弥作家自己的艺术个性与创造力,这是值得余华本人深长思之的。

 

注释:

⑴余华:《兄弟》(上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8月版。

⑵陈晓明:《整体性的破解——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变形记》,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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