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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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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困境与出路

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面临着遭遇社会大众集体性疏离、冷漠的外部困境,同时新诗在创作、阅读与批评等方面也面临着内部困境。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新诗只有建构并维护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与尺度、重视塑造良好的诗人形象,以及高度重视当代诗歌的启蒙、教育与普及工作,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整体性进步与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新世纪  中国新诗   外部困境   内部困境

一、新诗遭遇的当下困境

当下中国新诗所遭遇的最大或者说最严重的困境,无疑是社会大众整体程度上对新诗所持的疏离、冷淡乃至完全的排斥态度。这个困境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一直延续至今,虽然进入新世纪(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好转,但新诗遭受大众“集体性”冷落与漠视的现状并未得到彻底改变,新诗依然处于某种沉寂、落寞的状态。究其原因,乃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转型。众所周知,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强势扩张,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大众普遍性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精英文化和严肃的文学艺术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与冲击。在当下,文学已一再被边缘化,而作为一种高级精神形式的诗歌则被双重边缘化了,甚至有人发出了“诗歌即将消亡”的危言耸听。浮躁与媚俗,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成员具时代症侯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在大众对于感官享乐无节制的欲求方面。放逐精神、追求物质与欲望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竞相作秀、崇拜明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总之,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新诗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一种整体上低估与轻视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价值的社会文化氛围,无论如何都是制约新世纪诗歌发展最为致命的“瓶颈”。

与当下大众对于新诗存在的深刻偏见与“无情放逐”现象相对应,中国当代诗人对自身的价值和自身的诗人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普遍性的困惑。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因为大众对诗歌、对诗人的价值缺乏认同感,奉行的是一套大众文化逻辑,它所体现的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文化价值理念,如果我们的诗人也受大众文化思潮的影响,对自己的诗人身份、对诗人本身所禀赋的独特价值产生困惑,甚至不敢进行自我认同的话,那么其后果的严重性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在大众文化势力占据主流社会地位的当下,诗人的地位的确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诗人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与此相对应的情形是,诗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包括自己的人生信仰,都开始了内在的自我质疑乃至自我解构。现在很少有诗人敢于在公众场合公布自己的诗人身份,并能够对自己的诗人身份充满强烈的认同与自豪感。固然,诗人们在公众场合乃至一些私下场合公布自己的身份在当下可能会招来某些误解与嘲讽。但一个诗人如果面对大众的偏见采取逃避与退缩的态度,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诗人缺乏足够强大的与世俗偏见对抗的精神勇气与人格力量。

刚才从大众和诗人两个群体着眼指出了新诗在当前所遭遇的困境,这实际上只是论及了新诗的外部困境,并未涉及新诗的创作、阅读与批评现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下面拟就新诗所遭遇的内部困境予以简要的论述。

当下中国新诗所遭遇的内部困境,首先表现在新诗创作与阅读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现在有不少具有学院背景或在诗学趣味上过于贵族化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声势不小,但其中大多数人的诗歌文本不仅对于业余读者来说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对许多有较高诗学素养的专业读者,比如诗评家、专门研究中外诗学的学者,也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严重挑战。这些诗歌文本在语言运用、意象设置及诗思方式上大大偏离诗歌的阅读规范与审美期待,整体风格过于晦涩或怪异,索解起来非常困难与吃力,如同猜一个“笨谜”。即使最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索解出谜底,但整个过程毫无一丝阅读的审美快感而言,阅读成为一种变相的“精神折磨”,这类诗歌文本的艺术与精神价值无疑值得强烈质疑,至少要大打扣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开放的年代,如果一个研究诗歌的专业读者都不懂的话,那么这种诗歌就有了问题。”[1]P107-110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当代汉语诗界极端的“个人化”写作(即“私人写作”)与“贵族化”写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初衷与它的后果都是要让诗人的写作变成一种与一般读者无关的、高不可攀的“不及物”写作。这显示了某些中国当代诗人孤芳自赏与自我炫耀的“贵族化”心态。

回到诗学探讨的层面而言,上述现象换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实际上又涉及到了诗歌阅读中的“懂”与“不懂”的问题,这表面看来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一些诗人和诗评家眼里甚至是一个颇为“迂腐”的话题,但置身于当前的诗歌文化语境中,又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诗人把自己的诗歌写得晦涩甚至怪异绝对无可指责,因为诗人在创作中追求深度与风格的独特性是符合艺术的伦理的。诗人是为自己的内在精神需求而写作,他(她)当然不必迁就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审美趣味的。但是,从更广泛的诗歌伦理而言,诗人的创作就必然不能无视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审美趣味,除非他(她)的创作完全拒绝除自身以外的任何阅读与交流行为。从诗人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从文本效果上我们不能对其风格的晦涩或怪异予以简单化的指责与批评,但从创作动机来考察,如果说这个诗人内心就缺乏一种让大多数读者去接近和读懂他诗歌的愿望的话,那么,这种故作高深、盲目骄傲的创作姿态理应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将人为地挫伤许多业余及专业读者对当代诗歌的阅读兴趣,大大地削减新诗读者的数量,也将使诗人们自身陷入更加寂寞无援的窘困境地。

与一些具“学院派”倾向的诗人作品整体上晦涩难懂,而“人为”地中断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的情形相对照,当下许多反“学院派”或非“学院派”的诗人,则在作品风格上追求极端的明朗、通俗,意在大面积地激发读者对当代诗歌的阅读兴趣。这些诗人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居多,他们多以先锋或前卫的姿态,创作(制造)出跟日常生活经验相贴近、语言形式以口语化与通俗化为特色的诗歌文本。这些诗歌文本几乎不需要任何理论与艺术阐释,它们数量庞大,而且大多数以“网络诗歌“的面目与方式出现。诗界通常将这类诗歌名之为“口语诗歌”或“口语化诗歌”,它往往将大众文化趣味奉为自己的创作原则,诗学趣味整体程度上存在明显的“粗鄙化”特征与倾向,这类诗歌在语言上通常不避粗话、脏话,满足于对事象的平面式记录,缺乏艺术的提炼与想像,同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感官欲望化场景的直接描述与肆意渲染上,基本上放逐了艺术与审美的质素。从理论上说,目前盛行成风的“口语诗歌”或“口语化诗歌”能够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事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读者对这类艺术趣味“粗鄙化”的诗歌文本并无多少阅读兴趣,甚至骨子里极端排斥与反感。因为这类诗歌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令他们感受不到诗歌应该葆有的艺术精神的尊严。如果说读者在晦涩的诗歌面前存在着“懂”与“不懂”的问题,那么,他们在通俗的“口语诗歌”面前 则存在着“读”与“不读“的问题。而答案无疑都是“否定”选项。上述两类诗歌的创作均在客观层面造成了当代诗歌阅读的“脱节”乃至“断裂”现象,其负面经验是值得我们深思与认真检讨的。

如果抛开当代诗人们在创作理念上的主观迷误不论,那么,影响当前新诗长足进展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便是新诗创作资源的日益匮乏。突破与创新,不仅对于具体诗人而言,对于整个民族与国度的诗人们而言,都是一种不可违逆、堪称光荣与神圣的艺术律令。纵观当前的汉语诗界,新诗创造力整体上处于某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从宏观着眼,新诗的语言、形式、手法、技巧、风格等的探索与实验已达“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语、书面语、口语加书面语、自由体、半格律体、无韵体、戏剧体、跨文体写作、反讽、幽默、解构、反意象、叙事性、冷抒情、拼贴、平面化、喜剧风格、悲剧精神……等等,这些诗歌的形式因素,几乎完全陷入了“机械复制”的局面,它既是指诗人之间的互为借鉴与抄袭的行为,也是指诗人在诗艺上的自我重复现象。而在诗歌内容的开掘与拓展方面,中国当代诗人在短时期内也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各种主题、题材的书写与表现常常出现“交叉”与“重叠”现象,在诗歌文本中提供新颖独特的个人生命经验与诗性经验,往往只是诗人一厢情愿式的自我想像……简言之,新诗的创作资源在当下已面临严重匮乏的境地,许多颇有建树的中国当代诗人在创作上已陷入难以为继与后劲不足的“危机”状态。创作资源的日益匮乏,不仅仅是中国当代诗人,也是国际地区华语诗人共同的困境,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警醒!

在当前的汉语诗界(以大陆汉语诗界为主体),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危机,那就是诗歌艺术标准的整体性“失范”现象。通俗一点地说,当前汉语诗界在评判一首诗的好与坏、真与伪的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标准与尺度,或者说,艺术标准与尺度缺乏相对的统一性,过于随意与主观化,显得比较混乱。比方说,“口语”诗人把口语的运用与否以及是否传达了日常生活经验,当成一首诗是否具有“活力”的绝对条件,而把不具有这两个条件的诗歌看成“坏”的诗歌;反之,“学院派”倾向的诗人则把书面语的合理使用以及是否传达了某种文化经验,当成一首好诗的必要尺度。之所以出现了诗歌艺术标准与尺度在汉语诗界内部的分歧现象,其深层原因还缘于汉语诗界内部在诗学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文化价值立场上的对立与冲突。现在许多颇为年轻的诗人与诗歌作者,尤其是那些“网络诗歌”写手,以批量生产的方式和游戏心态制造出许多既无意义也无意味的分行文字,名之为“诗歌”或“先锋诗歌”,并且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为自己大造声势,意在竭力推行一套“全新”的诗歌标准,在汉语诗界内部混淆视听,既误导了一批更为年轻的诗歌作者的写作方向,也导致不少诗评家丧失了自己的诗歌鉴赏与评判能力,从而使当前新诗的创作与批评陷入了某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二、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发展前景

新诗在当下仍然面临困境乃至危机,这是一个不争的诗歌现实。但从乐观积极的角度来看,前文所述的新诗困境也许被过于夸大了。无论如何,新诗不可能自动消亡,也不可能无限长久地陷于困顿不前的境地,它依然要奋力地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以期获得自身的整体性进步与良好的发展前景。这是由中外诗歌史所证明的一条规律,也是历史意志的一种必然体现。但是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诗人及整个国际地区的华语诗人可以消极无为地等待,而是应该积极深入地思考,为尽早摆脱新诗在当前所遭遇的困境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心力,笔者认为,21世纪新诗(现代汉语诗歌)想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须做好以下几点:

其一、建构并维护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认同与推行艺术民主的创作理念。

步入21世纪的中国新诗只有建立并维护一个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中国当代诗歌才有可能真正走上“康庄大道“。自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在中国当代诗坛,搞圈子、拉山头,党同伐异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学风格、诗学趣味相同或相近的诗歌群体通常对其他诗歌群体持排斥态度,并且往往互相攻讦,这是文人相轻的民族劣根性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典型体现。这种不良的诗人人际关系务必尽快朝良好、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诗人内部的分裂与不团结会直接恶化诗歌创作环境,并严重内耗中国当代诗人的艺术生产与创造力。进一步来说,所有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唯有认同并推行艺术民主的理念,承认并欣赏那些同行们出色的艺术创造,所有汉语诗人的艺术创造潜能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与发掘。

其二、应当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与尺度

时下汉语诗歌的标准混乱,只要是分行文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诗歌。“诗歌垃圾”常常也与“诗歌黄金”等量而观,许多读者与行家的诗歌判断力陷入了“瘫痪状态”,这种局面的确相当糟糕,必须使之加以彻底或较大改观。

从理论上来说,诗歌的定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诗歌的评判尺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但是,诗歌的标准,即诗歌之为诗歌的基本元素,却轻易不能加以否定或“颠覆”,可以把尺度理解为诗歌中变动的因素,而把标准理解为诗歌中不变的因素。就诗的标准而论,它在语言的提纯、想象力的持守及对生活的诗意发现上具有自己规范性的要求。这三项元素依然是当代诗歌基本而重要的标准。按照这一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好诗与坏诗、真诗与伪诗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此外还应指出,诗人创作中的探索行为应在艺术允可的范围之内。现在不少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往往以“探索”和“实验”的名义肆意践踏艺术规律与艺术尺度,在语言形式上玩一些花样,在内容上以对身体经验的欲望化书写为“兴奋点”,情趣低下,极大地损害了诗歌自身的艺术尊严。真正严肃的艺术探索和实验,应确立诗歌的道德底线和艺术底线,应对诗歌艺术本身保持必要的尊重与敬畏之心。如此,诗歌的创造与创新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其三、应当重视塑造良好的诗人形象,加强诗人的人格修养。

现在有许多以先锋和前卫自居的诗人极力强调或炫耀自己的诗歌天赋,主张把诗人的人品与文本彻底分开,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有意无意地纵容自己的人格朝脱离社会的方向发展。于是,人们经常看到许多诗人以愤世嫉俗或神秘怪异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们自觉可以行为乖僻,不通人情且为所欲为,殊不知,这些诗人因为外表怪异内心疯狂,缺少必要的理性,结果导致大众对诗人存在深刻的误解与偏见,认为诗人不是“疯子”就是变态的“悲观厌世者”。

诗人如果不对自己的人格形象负责,其结果不仅会让所有的诗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损害,也会让当代诗歌本身遭受伤害。恰如诗人西川所言:“真疯子并不使人麻烦,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他们按照李白、柳永、雪莱、科伦、波德莱尔的样子设计自己。他们肯定,不疯不癫就不叫诗人。看看,看看,诗歌毁了多少人哪!”[2]P53前两年有些年轻诗人在网络上到处播散“下半身”写作的言论,又有些年轻诗人在网络上倡导“垃圾派”写作的诗歌主张,这些偏激、叛逆的言论使得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对诗人唯恐避之不及。如果诗人失去了社会的信任,自身的形象被人为地“妖魔化”了,诗歌也就失去了传播的门径与可能性了。

所以,当代诗人要自觉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不仅仅是指修饰自己的外在仪表,而是应着重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诗歌创作到达一定或较高的水准和层次后,诗人之间较量的已不仅仅是诗艺了,而是人格境界高低的较量了。试想,如果屈原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能够写出像《离骚》那样流芳千古的名作吗?如果但丁没有博大悲悯的情怀,他能够写出不朽的《神曲》吗?

在此,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中国当代诗人的谦卑精神,因为中国当代诗人身上似乎最欠缺谦卑精神。不少有才华、有成就的中国当代诗人,都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甚至怀有一种浓郁的“大师情结”。事实上,世界上越是那些杰出的诗人越是谦卑。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一直自认为是“小诗人”。谦卑精神是成就一位大诗人的重要因素,中国当代诗人对此应持反省态度!

其四、诗界人士必须高度重视当代诗歌的启蒙、教育与普及工作

现在许多诗人、诗评家都抱怨普通读者对当代诗歌的态度冷淡或者厚古薄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普通读者对当代诗歌的修养欠缺有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当代诗人和诗歌研究者身体力行地去做诗歌的宣传与教育工作,采取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以我本人为例,我曾应邀去国内数十所高校做关于新诗问题的讲演与座谈,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原先对新诗存在误解和隔膜的大学生们对新诗从内容到形式层面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新诗的误解消除了,不再持排斥态度,很多大学生反而认可甚至喜欢上了新诗。这种具体实践性的工作很重要,必须肯下功夫脚踏实地的去践行,它实际上在培养着新诗的读者群。当数量可观的新诗读者群被培养成型的时候,新诗的境遇将会变得日益良好,当代诗歌的繁荣态势将有望真正形成,杰出乃至伟大的汉语诗人的诞生也将有望变成现实,正如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所言:“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

综上所论,当下的新诗沉寂与生机同在,困境与希望共存。所有执着于新诗创造的中国当代诗人应端正自己的诗歌创作态度,去掉于诗歌艺术发展不利的浮躁和功利心态,以一种必要的严肃与纯粹态度来从事诗歌创作,同时以一种宏阔的世界诗学眼光,虚心吸纳西方优秀诗人同行有益的艺术经验,潜心于综合性或集大成式的诗艺创造,正如一位新诗研究者所指出的:“21世纪中国诗歌需要在诗人个人化的本体创造的基点上找回现代汉语诗性的形式本体,并且在创造与西方和世界诗歌艺术对话的语境中展示出光色。”[3]P187-204惟有如此,21世纪的新诗(现代汉语诗歌)才有可能重新迎来美好、可喜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陈旭光、谭五昌等.漫谈当代诗歌的阅读、阐释及写作问题[J].星星诗刊,2002,(3.

[2]西川.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J].诗潮,2006,(1.

[3]姜耕玉.新诗的汉语诗性传统失落考察[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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