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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新诗死亡想像中的历史话语

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在死亡想像中通过历史话语表现其“历史信仰”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诗歌创作现象。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聚焦于历史话语的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各种话语类型,具体分析各种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新诗  死亡想像  历史话语

 

 

 

 

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在创作中处理社会历史与个人生命(生存)之间的价值关系命题时,比较普遍地倾向于选择并固持“历史信仰”,他们从关注死亡的角度对于“历史信仰”的艺术化(诗化)表现与传达,使这一价值观念获得了鲜明而强烈的彰显,仿佛“历史信仰”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资源”。不过,当我们再从历史话语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历史信仰”的意识形态性质就暴露得更为典型而充分了。当然,在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中,历史话语与死亡话语是紧紧纠结在一起的,它们通常呈现一种互融互渗、互相叠合的状态(或者说,死亡话语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历史话语)。作为一种形式的“政治无意识”,历史话语往往能够从自身的“话语缝隙”折射出“历史信仰”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此先让我们以现代诗人屠岸的《行列》一诗为例来进行一番“症候式”解读――

 

       这次,死亡是仁蔼的天使,

她以火药作仙仗来点化烈士的英魂。

    一翻身,给变成了巨壮的行列:

 

    千万颗年青的心,借作它的意志;

    它的声音是人子向真理的召唤;

    它向前迈进,如蜗牛留下银灰的涎迹,

    一路代正义吐下了白色的宣言。⑴)

    最后,它再度蜕变:只一阵啸歌,立刻

化成无数粒自由种籽,散到人间。

 

       这首诗写于19461月。诗的副标题“为上海一·二三公祭于再先生等后民主大游行作”明确地揭示了此诗的写作背景与写作动机。全诗运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想像构建了一个死亡话语(意象)情境:在其中,“真理”、“正义”、“自由”这三种经典历史话语形式代表了全诗的表现主旨及作者的写作价值立场。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三种经典历史话语形式采用了普遍性的话语姿态,但并不具备普遍性的思想内涵。以“真理”一词为例,它在诗中出现时有一个特定的话语主体(游行的青年学生,即诗句中的“人子”),而指明这一点就可以打破我们的“意识形态幻觉”,正如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所言:“不可能想像有脱离于主体的价值观和地位而存在的、与社会背景无关的绝对真理”,“人类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考者的现存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的。”()因此,诗中所吁求的“真理”只是属于游行的青年学生的一种意识形态思想诉求,而它所吁求的“正义”、“自由”也就相应地具有鲜明(明确)的社会(阶级或阶层)意识形态属性。作品就是以“真理”、“正义”、“自由”这三种似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历史话语形式“自动”地暴露其底层潜藏的“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从历史话语(包括死亡话语)的角度切入来揭示“历史信仰”的意识形态性质是一种最为有效的解读方式。因为在罗兰·巴特看来,“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惟一的一种话语”,所以,历史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像的产物。”()由此见出历史话语与“历史信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的“同构关系”。

       作为中国现当代诗人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语境的历史性变迁,历史话语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即历史话语的命名方式及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都留下了时代的深刻烙印,下面拟选择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抗战”话语、“文革”话语、新时期人文主义话语等四种历史话语形态,对相关诗歌文本中的历史话语(与死亡话语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精神”内涵作出一番历时性的简要分析与阐述。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是以个性解放和“民族新生”(国家富强)为其主要思想诉求的,它在郭沫若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诗篇里有着典型的反映,著名的如《凤凰涅槃》,其中,历史话语与死亡话语以混杂的形态出现在诗行中,强烈传达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愿望。

       郭沫若另外一首以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为表现重点的诗篇《胜利的死》(作于1920年)则着力张扬“自由”这种典型的“五四话语”。当时,诗人心目中的西方民族英雄——爱尔兰独立军领袖马克司威尼因爱国而绝食身亡,诗人在极其感奋的心情下写成此诗,其话语姿态非常激烈,诗的结尾充分体现出这一特色:

 

       汪洋的大海正唱着他悲壮的哀歌,

       穹窿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

       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

的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

       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

的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从这节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死亡话语(意象)与历史话语达到了高度的“话语重合”状态,且感情色调明亮、热烈,一扫死亡通常具有的灰暗气息。在这里,诗人对“死亡”的热情赞美与对“自由”热情的赞美是完全一致的,通过一种高度浪漫主义的“话语煽情”的效果,强烈凸现出诗人对于个性解放的吁求姿态,从而鲜明有力地传达出“五四”时代的文化心声与精神脉搏。

       “抗战”话语是“抗战”时期动员全体中国人投身抗日战争(斗争)的一套话语,它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要思想诉求,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感色彩。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诗歌文本也许要算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诗句中“抗战”话语与死亡话语紧紧“并置”在一起,并由后者的衬托进一步强化了“抗战”话语的思想“鼓动”效果,显露出“抗战”时期中国人普遍怀有的“民族救亡”意识。

       在话语使用上与《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构成鲜明“呼应”效果的当属现代诗人蒋锡金的诗作《流尸》,从思想及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可以把《流尸》视作《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一诗的“姊妹篇”――

 

       别打点这些流尸从那儿来,

       抛开了茫然的悲悼,

       该为自己来日的命运心跳!

       那流尸全让硫酸给烂去了脸皮,

       顺流而下,满江全蒸发着尸气。

 

       别打点这些流尸往那儿去,

       听远近的号角战鼓,

       要去生死线上夺取一条生路!

       更会有千万流尸接连往海上飘,

       不做奴隶!流尸也要张着嘴叫。

 

       这首诗作于“抗战”爆发前夕,里面布散着充满民族悲情的死亡意象场景与死亡话语。诗的结尾,“要去生死线上夺取一条生路!”,“不做奴隶!”这两句尖锐、悲壮的“抗战”话语堪称当时中国“抗日图存”时代语境中的典型话语表达方式,深刻、有力的表达了处于民族危亡境况下中国人身上普遍自觉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绪。艾青在“抗战”期间曾从明确的意识形态要求来表达他对于“抗战诗歌”的思想认识:“中国的新文化是对外要求民族解放,对内要求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中国的新诗,是服役于中国革命的,即以民族解放与民主的要求作为内容的,革命文学的样式。所以中国新诗是和中国革命的新文学一同开始她战斗的历程的。……那贯穿了中国新诗历史直至二十年之久的最耀眼的红线,是它 的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和全国人民相一致的民主政体的实现这两种要求的光荣的战斗精神。”⑷)在整个“抗战”时期,使用“死亡话语”与“抗战”话语来表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情绪的诗歌文本数量颇为可观。

       如果从现代性思想理念的角度来作衡量的话,“文革”话语无疑是思想最为激进的一种历史话语,“文革”话语实质上是一套主张阶级斗争的“激进主义”话语,它以无产阶级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为文化诉求目标,在话语姿态上常常体现为一种“话语霸权”。现在以一首出于“红卫兵”之手(署名“佚名”)的诗篇《为了毛泽东,我们何惧牺牲》为例来作分析,请看诗中的“话语陈述”:

 

       我们生在战场上

       就不怕死在热血中,

       只有当我们的鲜血

       洒在战旗上,

        才看得到我们的忠诚!
只有当炸弹炸开我们的胸膛。

        才看得出我们的心,

        像火一样红!

 

从中见出,死亡话语(意象)与“文革”话语呈现高度的“混合”状态。作者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通过极其自觉、强烈的“死亡诉求”表现出来,而这一点从诗中的“热血”(“鲜血”)、“战旗”、“火”等一系列具经典意味的“红色”事物与意象得到鲜明的反映。

      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语境中,“红色”一词被赋予了极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意味,它通常与“革命”、“暴力”、“死亡”等含义紧密纠结在一起,并以“革命理想”为其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因此,在怀有强烈的“革命冲动”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他群体身上,形成了一种“红色崇拜”的心理倾向,甚至成为一种“情结”(这种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比较普遍)。因此,这首诗对于“红色”的强烈“偏爱”的“美学趣味”与当时中国民众所置身于的“红色海洋”的社会政治语境存在紧密的“呼应”与“同构关系”。

  刘小枫先生曾从个体人生的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谈论“红”在中国特定历史语境(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一个财富分配趋于平均化的社会中,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是政党伦理化的:个体的生活取向是否‘红’才是‘革命’群众,并有资格成为革命精英(党员)。‘红’的资格不是先赋的,而是成就取向的――重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相当现代化)。由此出现政党伦理化的社会分层:阶级敌人/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由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理念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动员的主导性政党伦理,它要求区分群众与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群众就处于一种紧张的生存状态:要么转变身份为革命群众,趋于政党伦理的效忠,要么转变身份为落后群众,以至成为阶级敌人。”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所彰扬的“革命理想”或“革命精神”其实具有“乌托邦”的思想性质,因为它的“革命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者”主观虚构(想像)的产物,按照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的观点,“‘乌托邦’这个术语的当代涵义,主要是一种原则上不能实现的思想。”⑹)在这首诗里,则体现抒情主人公“革命身份”的自我戏剧化(虚构性与不确定性)。但是,该诗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以及为“革命理想”不惜牺牲个体生命的主观愿望就作者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来看,无疑又显得十分真实与真诚,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使战争这个以集体利益(民族、部落、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残酷丑恶的血腥事业中,所要求的恰好是以个体牺牲为榜样的伟大的伦理精神。革命更是如此。革命将人类特有的道德意志、伦理精神发扬到极致。”⑺)

       这种思想状态的“悖论式”境况如果深究下去即能获得这样的发现:当时的“红卫兵”诗人(包括其他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对于历史抱有一种极端“激进”的信仰(以崇高的面目出现),他们认定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勇敢决绝的“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也才能获得“绝对真理”(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无疑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诗中所表达的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实质上也是对于“绝对真理”的坚定信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以一种宏阔而深刻的思想视野来阐述艺术(诗歌)所具有的文化激进主义的“革命功能”:“‘文化革命’还意味着,从一种新的意义上看,今天的根本对立,还涉及到物质需要领域之外的所有领域,即文化革命的目的旨在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总体的变革。…… 艺术,作为这种激进主义的特征,其政治潜能首先表现为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渴望着要求对现有现实控拆与解放的目标之间进行有效的交往。正是在形式方面寻求交往的努力,才打碎了压抑着人们头脑和肉体的现存语言与意象,这些语言和意象;一直是控制、灌输、欺骗人类的手段。”⑻)马尔库塞在此明确指出了艺术形式背后的“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诉求)以及艺术所天然具有的“革命”(变革现实)品质,体现了其美学思想背后一贯坚持的政治批判立场,正如有的论者所言:“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则是寻求人的现实解放的广义政治学。”⑼)循此思路,我们对于这首“红卫兵诗歌”中“文革话语”的“暴力”色彩便能获得深入透彻的理解。

       而这种对于历史的激进观点与信念无疑可以归属黑格尔、韦伯等人所阐释的“历史客观主义”或“历史理性”。“历史客观主义”或“历史理性”崇尚历史的进化与进步而常常以“崇高”的名义蔑视历史进程中个人的生命存在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这首诗的作者才对“暴力革命”导致的“死亡”持有无畏甚至热烈赞美的情感态度,为了一种“乌托邦”的“革命”理想而勇敢地投身于与死亡结局紧密相连的“革命实践”当中。王岳川先生对“历史理性”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历史理性也是20世纪一个登峰造极的神话。它的一个根本的说法就是在一个未来的终极地带有一个乌托邦,在这种伟大的召唤面前很多人开始盲目地抛弃了个体,蔑视个人的存在,为了一个虚假乌托邦而丧心病狂地杀人,为了一个终极理由而杀人。”⑽)我们不妨将这番言论当作此诗的一个“思想注解”。

       新时期人文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对接”与继承,它同样以个性解放为主要文化诉求目标,但又附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信仰内容。因此,从思想观念角度着眼,可以把新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看成人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混合产物”,正如有的论者所表述的那样:新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以社会主义对‘人’的发现和思想的觉醒为前提,以认识和提高国民文化心态为要义,以马克思的理性原则为基石的新人本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精神”。⑾)因而,新时期人文主义话语经常沿用“真理”、“自由”、“正义”、“光明”等经典的历史话语形式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而这些经典的历史话语形式在新时期诗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期)的涉及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中被经常使用。

       在新时期人文主义话语的运用方面,当代诗人王家新的《献给太阳》(作于1983年)是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文本,这首诗的主导意象“太阳”是新时期诗歌中颇为典型的“人文”意象,“献给太阳”则是新时期诗歌中颇为典型的“人文”话语。这首诗表现了一位孤单的老人生命垂危之际的死亡体验与心理感受,诗人运用较为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极力渲染老人生命的孤独、寂寞状态,由此突显了“太阳”母性般仁慈、美丽、博爱的光辉品质。很显然,诗中的“太阳”已被人格化了,成了一位“人格神”,她代表了“历史的温情”,有几节诗以浪漫的抒情方式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意向:

 

太阳啊,有你就够了――火焰超越一切

我们谁不是你的孩子呢?谁不希望

在最后的时候感到你俯来的嘴唇呢

老人相信这个!他闭上眼睛——眩目的

色彩交响呵,使生命的阴影爆成轻烟

 一缕缕情思,蒸发出草叶的馨香……

人的历史,用火焰和阴影合写的历史呵

苦难正在光中溶解!太阳热腾腾的血液

又流到他的身上——太阳的儿子呵

……   ……

呵,他又在挪动!他终于

 和太阳的光芒结合在一体,他回到

母亲最温暖、最美丽的怀抱中了……

……   ……

哦,他是在代表着我们所有的人

在地狱门口,在生与死的边缘

 永恒地、梦幻般地渴望着太阳呵

 

在此,“太阳”代表着诗人想像中的“历史之爱”(“历史的温情”),而“太阳”的对立面“阴影”(即“黑暗”)则代表“历史之恶”(“历史的无情”),由此展现了新时期人文主义话语叙述中“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的语义结构和思维模式,显示特定时代的思想价值取向,从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乐观主义态度。

当然,由于时代文化环境的原因,新时期人文主义话语通常仍带有政治批判的色彩。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在这方面比较具代表性。这首诗是以“张志新事件”为题材的,在表现女烈士被迫受难的死亡场景时,作者是如此展开他的“话语陈述”的:“我走向刑场,/轻蔑地看着/这历史的夜晚,/这世界的角落/没有别的选择,/我选择天空/天空不会腐烂/我只有被处决,/否则黑暗无处躲藏/我是在黑暗中诞生,/为了创造出光明……”,由此可见,江河在陈述死亡话语(意象)和历史话语时也呈现出一个典型的二元对立式的“话语(语义)结构”:黑暗/光明。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话语(语义)结构”在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及“归来者”诗群(比如北岛、顾城、杨炼、多多、林莽以及艾青、牛汉、昌耀、公刘等诗人)的作品中颇为常见,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及思想理念。

当然,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揭示诗歌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必然要涉及诗人的社会文化身份问题,即诗人站在哪个社会与文化群体上来从事他的诗歌创作行为。通常说来,这既关涉到诗人自觉的诗歌写作价值取向问题,同时也与历史境遇对诗人强大的“外在规范”有关,由此造成诗人“文化身份”的自觉选择与“被动认可”的复杂情形的出现。比如郭沫若,五四时期是以爱国知识青年的文化身份从事创作,后来则在社会政治思潮的强大影响与推动下“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了。再以臧克家和艾青为例。臧克家选择诗歌创作生涯以来一直是自觉认同其“农民诗人”的“诗人身份”的,但到建国以后他的“农民诗人”的身份就变得有些“暧昧不清”了。艾青一直被人誉为“土地”和“太阳”的“歌者”,意在肯定和强调艾青“民族诗人”的文化身份,但艾青到了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他的“民族诗人”文化身份从其诗歌创作来看也显得“淡化”了许多,其中原因是很错综复杂的。鉴于“诗人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在此就不再展开。

通过上述简要的“话语分析”,我们能够对于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像所包含的“历史信仰”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涵义获得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性的体认,“历史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段尽管发生了具体的话语方式的变化与更新,但仍脱离不了它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性质,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话语在进行自我修正、纠正、谬误、加速自身形式化时,并不必然同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随着严密性的增长和差错的消失而减少。”⑿)历史话语所凸现出来的“历史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虚妄性质,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暴露出人与历史的复杂纠葛与内在冲突,以及人在历史中所遭遇的普遍性困境。对于看重并渴望精神超越的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而言,想要摆脱自身的历史困境,追求自身感性的全面、丰富、深刻的审美解放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艺术途径,即在诗歌创作中由追求“历史深度”转而倾向于追求“审美之维”。而这将是另文探讨的对象与范围了。

 

 

 

 

作者简介:谭五昌,男,江西永新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加游行的青年学生,用白粉笔在马路上写下了争民主反独裁的标语和口号(作者原注)。

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P81-82,(德)卡尔·曼海姆著,商务印书馆,20009月版。

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P9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文学意义研究》,汪正龙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月版。

艾青《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见《艾青全集第三卷》(诗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P400-401,上海三联书店,19981月版。

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P200,(德)卡尔·曼海姆著,商务印书馆,20009月版。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已卯五说》P221,三联书店,20035月版。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P150-151,三联书店,19898月版。

李小兵《审美之维》译序,三联书店,19898月版。

王岳川《发现东方》P15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2月版。

见董健《新时期小说的美学特征·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当代文学关键词》,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月版。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P241,三联书店,1998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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