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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人:诗人、诗歌评论家 谭五昌 采访人: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 向隽
    关于谭五昌

    谭五昌江西永新人诗人、诗歌评论家。199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在《大家》、《南方文坛》、《诗探索》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数十篇编著有《中国新诗300首》、《海子诗作精品赏析》、《词语的盛宴——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合编)、《秩序的生长——后朦胧诗文化诗学研究》(合著)、《百年中国儿童诗选》(合编)、《谭五昌的诗》等十余种。

    我国是诗歌大国,但在目前繁荣的出版领域却受到冷落,少见的诗歌读本甚至中小学语文教材,其选目也因为缺乏对优秀新人新作的关注而显得陈旧不堪,这种情形对于繁荣我国诗歌创作和提高大众的文学欣赏水平十分不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最近在北京大学的一间咖啡馆,就诗歌出版及编选研究等问题,记者同致力于诗歌研究和出版的诗歌评论家谭五昌先生进行了访谈。

    记者:在繁荣的书市上,唯独诗歌出版物是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了,而你对编诗歌读物情有独钟,成为国内少有的现象。你怎么解释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

    谭五昌:的确如你所言,在当今繁荣的书市上,诗歌出版物已成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在当下的图书市场,大量具有商业炒作价值的图书占据了“主流”地位,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煽动并迎合了他们的消费欲望,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此类具商业文化性质的图书的“扩大再生产”,形成了一套“文化生产”的社会机制。

    从“文化定性”的角度来看,在当今市面上流行或畅销的书籍大多数属于“大众文化产品”的范围与行列,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读本”。它们要么满足了大众读者的某种“窥视癖”,要么满足了大众读者“寻宝”、“获美”这样具有强烈功利目的与色彩的“文化幻想”。总之,这种出版与“阅读现状”如果无限延伸的话,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成员精神状况“庸俗化”的出现与加剧趋势。

    当然,我并无全然或者简单否定“大众文化”读物的意思,我只是认为不能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在品种丰富的图书市场上,品味纯正的文学与艺术类书籍也应给予一席之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持图书出版结构上的合理与“平衡”,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持整个社会成员知识结构、精神结构的合理与“平衡”,让每个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诗歌作为传统意义上一种最高级的文学艺术形式,对于民族精神的表现与传承无疑是不能被其他东西所取代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都被视为民族精神或民族形象的代言人。出于上述认识,这几年我便集中精力选编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优秀诗歌作品集子,意在给大众读者推出几道品位高雅的“文化大餐”,唤起大众对中国现当代诗人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的高度重视,也由此重新建立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良好形象。

    记者:请介绍一下你在诗歌出版方面的成果,有什么特点?最有影响的是哪几本书?你对你的阅读对象怎样“定位”?

    谭五昌:自1999年迄今为止,由我本人独立选编并出版的诗集有很多部,这些诗集均为大型的诗歌选本,荟萃了现当代有影响力的诗人的精品力作,以规模大、档次高为其主要特色。

    由于个别诗歌选本刚出版不久,尚未获得明确的信息反馈,所以不好作“自我评估”。就目前而论,我所主编的诗歌读本影响最大的当数《中国新诗300首》、《词语的盛宴——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以及《海子诗作精品赏析》。尤其是我主编的《中国新诗300首》,由于是一部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最高成就的“经典”性大型诗歌选本,问世以后反响强烈,不仅引起了诗歌行家们的重视与关注,也受到了诗歌爱好者的普遍好评。《中国新诗300首》一书在海外也产生了影响,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将此书收藏,香港的大、中学将此书中的许多作品作为诗歌教材。

    关于阅读对象或读者的“定位”问题,我的思路可以说一直是比较明确的。我把中等文化程度以上且具有一些基本诗歌艺术素养的人群作为自己的“读者群”。具体一点说,我是以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等“青年学生群体”,以及诗人、诗歌研究者等“专业读者”作为自己的“核心”读者群体,从而带动、影响或培养其他人群对于诗歌的阅读兴趣。我想通过这样的读者“定位”,努力解决诗歌教育中的“普及与提高”这一任务艰巨的“现实难题”。

    记者:你认为当前的诗歌读物出版和相关研究存在什么问题及障碍?

    谭五昌:关于当前的诗歌读物出版,我个人认为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许多选编者对于读者的“定位”把握不准,或者说缺乏明确的选编目的。不少选编者心目中并无面目比较清晰的读者群体,选编起作品来便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最终可能变成了一种“大杂烩”式的东西,使自己的选本变得毫无特色。深究起来,这与选编者本人对于某一读者群体的阅读趣味及艺术修养等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有关。比如说吧,某位编辑者原来想编一本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诗歌读本,但编出来后可能既不让中学生接受,也不让小学生或大学生喜欢,没有某个“读者阶层”去认同它,这是让人苦恼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出版界对于诗歌读物的出版往往重视不够,具体的表现便是对于诗歌读物的出版在宣传方面“用力不够”,潜意识中可能把出版诗歌读物当成某种“出版义务”,从内心讲可能并不十分乐意去做这种事情,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与出版界构成某种“呼应”关系。对比一下出版界与媒体对于一些具有商业性“煽情”效果的小说与纪实类作品的“宣传”热情,情况就变得“不言而喻”了。

    至于诗歌出版物的相关研究,情形也是不容乐观。从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看,人们对于诗歌读物的阅读兴趣普遍比较淡薄。我以为只有诗歌读物出版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时,与之相关的研究才会出现一种相应良好的局面。

    记者: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出版社对诗歌的正式出版缺乏热情时,民间的诗歌报刊和自费诗集却表现得红红火火。那么,对于当前的诗歌出版和交流,你有什么建议?你认为诗歌与大众阅读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更有利于中国诗歌的生存和发展?

    谭五昌:不错,目前诗歌读物的出版确实存在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一“冷”一“热”形成了鲜明对比。“冷”在出版界对正式出版诗歌读本的“冷淡”态度,“热”则是所谓“民间”诗人们自费出版各类诗歌读本的“热闹”局面。后者的“热”更反衬出前者的“冷”。这之间存在一种“不平衡”的关系。不过,“民间”诗人们编辑与出版各种诗刊、诗集在内部交流方面做得比较好,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内部交流大多仅限于圈子里,没能进一步扩展到直接与国外同行进行诗歌文化的交流。

    诗歌与大众阅读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恰恰是老生常谈证明了这个问题“历久弥新”的“现实性”与“重要性”。在我看来,诗人应和大众读者保持一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关系,至少不能摆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而一味以高深、晦涩的诗歌作品有意拉开与大众读者的心理距离,造成大众读者对于当代诗歌的深刻隔膜与疏离感。当然,也不能有意迎合大众读者低级的阅读心理和文化趣味,导致诗歌及诗人尊严的丧失,现在有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诗歌读本就存在这种倾向。这就要求诗人及诗歌选家正确摆好诗歌与大众读者之间的位置。

    我认为,当代诗人们应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自觉以态度严肃且具艺术品位的诗歌作品达到与大众读者的心灵沟通,进而产生认同感,先在“普及”的基础上做好“提高”或提升大众读者的诗歌艺术鉴赏水平的工作。惟有如此,中国当代诗歌的生存与发展才能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诗歌创作与诗歌出版的“同步”繁荣局面才有望出现。

     《中国书报刊博览》200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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