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重庆诗歌略谈

              谭五昌

这里所谓的“新时期”，是姑且遵循诸多学者对当代文学一个分期概念的认同与命名，它在时间上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重庆诗歌已走过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一大批才华卓具的重庆诗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为重庆诗歌添加了颇为绚丽夺目的艺术光芒，构建了重庆诗歌自身的艺术声誉。

在此，我想对重庆诗歌的发展历程及其总体风貌分成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予以粗线条的描述与勾勒。

　　对于重庆诗歌来说，20世纪80年代无疑称得上是它的“黄金时代”，它与当时四川成都、南充、西昌等“第三代诗歌”运动策源地构成犄角之势，互为呼应，推动了中国当代先锋诗潮的迅猛发展势头，并且具有某种领风气之先的优越性诗歌地位。因为当时重庆诗人李钢与傅天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以其不俗的创作实力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朦胧诗”潮中较为重要的成员，为其时的重庆诗坛乃至整个四川诗坛赢得了奠基性的良好声誉。李钢的《舰长的传说》、《蓝水兵》、《老兵箴言录》等代表作，以其潇洒、奇妙的语言方式与意象方式给当时的读者带来普遍性的审美惊喜；傅天琳的《梦话》、《心灵的碎片》、《果园姐妹》等代表作则以其纯粹、深情、天真的美学品格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与诗坛的认可。继李钢、傅天琳之后，廖亦武标举着“新传统主义”的流派旗号，参与了主要由四川青年诗人们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第三代”诗歌流派运动，并以其试验意识强烈的系列长诗作品《大循环》、《大盆地》、《死城》引起当时诗界的普遍瞩目。廖亦武的诗歌风格融现代与传统为一炉，视野开阔，气势磅礴，极具思想艺术层面的冲击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廖亦武因故未能继续坚持创作，但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精心打造出的诗歌文本，无疑有力地彰显了重庆诗坛颇为可观的艺术爆发力。除李钢、傅天琳、廖亦武这三个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重庆诗人以外，华万里也是这一时期不可忽略的重庆诗人，他的名声虽然不及前面提及的三位诗人，但他在抒情诗领域表现出了超人才情，其作品抒情的纯度与强度均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上四位诗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无疑能够代表20世纪80年代重庆诗歌所取得的整体艺术成就。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进入90年代的重庆诗歌整体局面上略显沉寂，这也与9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文化境遇关系密切。在沉寂中坚持诗歌写作的重庆诗人群体中，李元胜、何房子、梁平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作为重庆“新一代”诗人的典型代表，李元胜在

９０年代初的中国诗坛逐渐崭露头角，并渐成气候，他的智性写作风格与倾向颇为鲜明，其对重庆日常生活经验的着力开掘与高度艺术化的呈现，是对其“重庆诗人”身份一种坦诚而勇敢的“艺术告白”（典型的作品如《重庆生活》）。但李元胜“重庆诗人”身份的自觉意识，并未拘囿其诗歌表现的经验范围，诗人对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视与拓展，使其诗歌中独特经验的传达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李元胜一系列颇受赞许的、充满智性的作品（如《我的儿子声音嘶哑》、《走得太快的人》、《纸质的时间》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20世纪90年代重庆诗歌应有的艺术声誉。何房子的写作风格与李元胜较为接近，他在叙述上的简洁、节制、睿智显示了出色的诗歌写作才能（如代表作《打柴人带木头回家》），但何房子的诗歌才能似乎被李元胜的光芒所“遮蔽”，并未获得诗界人士的关注与重视。与李元胜、何房子这两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重庆诗人相比而言，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梁平算得上是“大器晚成”。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诗人，梁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入道”，也获得过孙静轩等前辈诗人的赏识，但梁平真正在诗界产生影响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梁平的诗歌取材较为广泛，他具有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经历中提升出诗意的才能，他努力在抒情与理性之间寻求艺术张力的平衡关系。但梁平的诗歌在国内诗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在21世纪初。他耗费心血营造出来的长诗《重庆书》既是他个人，也是整个重庆诗坛“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长诗是对重庆这座城市的一次诗性书写与“精神塑像”。梁平的这首长诗由于对于重庆的历史传说、现实景况、个体记忆与生命经验等丰富内涵的智性叙述与呈现而广获诗界好评，成为新世纪重庆诗坛乃至国内诗坛长诗写作领域一次重要的收获！从此意义上而言，梁平是世纪之交重庆诗坛上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

进入新世纪（21世纪）以来，重庆诗歌出现了“升温”现象，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位实力派诗人以外，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重庆青年诗人开始在本地乃至国内诗坛初露锋芒。冉冉、唐诗、杨矿、冉仲景、吴海歌等为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冉冉是重庆地区为数不多的优秀女诗人，她的诗歌通常体现出沉潜、质朴、厚重的特点，她执著于记忆与苦难书写，其诗歌中的色彩与情绪基调以灰色或黑色为主体。冉冉的长诗《冬天》就是这种性质与类型的代表作，它呈现了诗人直面苦难、忠实记忆的诗学追求与精神重量。冉冉的诗歌看上去颇为朴拙，甚至有些滞涩，但却透出内在睿智的品质（比如短诗《傻子》），因而她的写作禀有一种“大智若愚”的诗学品格。唐诗比之冉冉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他的诗歌风格由最早的优美、空灵转趋复杂、智性，技巧的运用日趋成熟，诗人由原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关怀转向对人类的存在状态及灵魂状态的关注，在精神的深度与广度上予以了双重拓展。他近两年出版的诗集《花朵还未走到秋天》与《走遍灵魂的千山万岭》颇获诗界赞誉，预示了诗人诗艺进展的广阔前景。杨矿则是一位极富艺术潜力的诗人，他属于智性写作风格的那一类诗人，但他的艺术起点很高。他的诗歌文本具有浓厚的哲思色彩，叶延滨在《重庆诗人十二家》一书的序言中曾对杨矿的诗歌作如此评论：“杨矿的诗歌中有太多的思辨，理性的追索让杨矿的诗歌具有重量”。难得的是，杨矿并没有依靠思想性而走上“观念化写作”的道路。他诗句中多有奇特的感觉与意象，整体上酝酿成一种超现实色彩的艺术境界与氛围（如《螺罐山》）。与此相反，吴海歌似乎倾向于走纯抒情的道路，他的《火蝴蝶》题材系列作品，热烈、浪漫、唯美，给人以艺术情感的有力感染，显示出其较为出色的抒情诗写作才华。此外，冉仲景、唐力、李海州、江雪、赵历法、李瑛、欧阳斌等重庆青年诗人在其诗歌写作中均有不俗的艺术表现，它们构成了新世纪重庆诗歌的希望之所在。

以上对于重庆诗歌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印象式描述，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写阶段：以抒情为主体的写作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智性为主体的写作阶段（20世纪90年代）和多元化的诗歌写作阶段（21世纪初）。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新时期以来的重庆诗歌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保持着同一历史进程。从全国诗歌格局来看，重庆诗歌无疑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我以为重庆诗歌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格局中重要地位的建立，还在于它自身艺术精神传统与美学品格的自觉建构与不断传承。换言之，重庆诗歌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地域诗歌，从“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视点与角度来看，重庆诗歌称得上一种具有鲜明巴文化特质与 色彩的诗歌形态与类型。从地域文化角度对重庆诗歌的定位无疑是立得住脚的。例如，梁平对其长诗《重庆书》的创作主旨作过如此说明：“应该说，《重庆书》起笔于远古而侧重的是对巴文化来源的当代审视。”另外，诗歌评论家李怡曾从西南文化研究角度对重庆、成都等地诗人的创作作出过有效的艺术阐释与分析，同样具有说服力。

就我个人看来，重庆诗歌长期以来之所以受到诗界的重视与认可，在于重庆诗歌（作为一种地域诗歌）所秉有的空灵、大气`、 厚重的美学品质，这当然跟重庆诗人们坦诚、热情、 自信、敏锐，既不盲目赶潮，又积极进取的地域文化性格与品质关系密切 缘于重庆诗人们身上这种潜意识般存在的文化性格与品质，重庆诗歌在新世纪里的长久繁荣态势是值得人们充分期待的。

回归自然 追求和谐：21世纪东西方诗歌的共同使命

——在印度第27届世界诗人大会上的发言

                                谭五昌

 尊敬的大会主席、秘书长先生

 尊敬的各国诗人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以中国诗歌评论家的身份发言，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朋友一起来探讨诗歌方面的话题，进行诗歌的对话与交流。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诗歌的功能和价值被凸显到更加引人注目的位置。无论世界各国的诗歌在自己国家的具体处境如何，诗歌作为人类美好精神价值的载体，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却是一如从前，甚至显得比过去更为重要，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当今高科技为表征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在日益加速，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分裂情形在大面积地蔓延，人类自身的精神危机也在空前加剧。这是21世纪东西方诗人共同面对的现实境遇。因此，世界各国的诗人在当下秉承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那就是：诗人们要通过诗歌这种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来净化与陶冶人类的精神世界，使人类能够得以在外部世界的无尽喧嚣与混乱中，固守住人类自身最后的一块心灵净土与灵魂家园。东西方诗歌发展到今天，诗歌形式与技巧层面的探索与实验已达到空前的饱和状态。物极必反，对于当下的东西方诗人而言，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重新审视与重视诗歌的审美精神价值，回归自然，追求和谐，让诗歌重返伟大的人类精神传统，重返人类的心灵之源。

     回归自然，追求和谐，已成为近些年来东西方诗人的共识。这一诗学主张的最主要的涵义，是要求诗人重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而不是疏远与对立的关系）。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他的作品外表看起来无论有多么叛逆，但诗人的灵魂并不仇视自然，作为一个诗人，他在终极的意义上仍然属于自然之子。对于那些伟大的诗人而言尤其如此。

诗人作为自然之子的诗学含义是指自然（大自然）在诗人的情感体验及其创作中所具有的本源性的重要地位。具体说来，自然界的事物不仅普遍性的成为诗人笔下仿写的对象，而且常常以其客观、庄严、神秘的面目与特质，为富有才情的诗人提供一次又一次不同凡响的艺术灵感，熔铸成一首又一首浑然天成、灵气充盈且内涵丰富的动人诗章。在世界诗歌史上，凡是卓有建树的诗人，无不主动亲近自然、观察自然、聆听自然，与自然发生全方位的身心交感，进而用生动、恰切的语言定格成一首首大自然般气象万千的诗篇。比如，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望岳》一诗以“五岳之尊”的泰山为描写对象，作品风格大气、庄严，与泰山的形象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对应关系。以写山水田园诗著称的中国唐代诗人王维，他的一系列以自然景物为表现对象的短章，其风格一向空灵、唯美、玄妙，充满禅机，与自然界的神秘美感相契合。而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经典诗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则展示了人与自然合一状态而导致的物我两忘之审美意境，凸现了美的最高层次与境界。陶渊明、李清照、苏轼、马致远等中国古代诗人，均有众多以表现大自然而垂名诗史的佳作问世。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以表现自然意境与情结而名声远播的诗人及诗作数量甚巨。今天前来与会的中国诗人成幼殊、蔡克霖、田禾、蒲建雄（秦风）、谢世纪（南方狼），他们的作品中不乏对自然形象的精彩描写，在此不加赘述。

与中国诗人相类似，西方诗人同样普遍具有“自然情结”，他们对于自然事物的表现与书写丝毫不逊色于中国诗人。例如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他的纯自然题材的作品《水仙花》历来被奉为浪漫主义的典范文本，其奥妙之处在于诗人通过“水仙花”赋予了人类对高洁、脱俗情感的追求，显示了自然与和谐之美的高贵品性。作为现代东方诗人的杰出典范，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对自然的描写与表现更是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绝妙境界，为现代东西方诗人树立了自然之子的经典性形象。泰戈尔的作品因此而具有不朽的魅力与价值。

对诗人而言，“自然”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人性的内在和谐要求，与物质层面的“自然”含义相对称。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伟大或杰出的诗歌作品不符合人性的内在尺度与要求的。在当下的中国诗坛，有许多诗人与诗歌作者存在厌弃自然的倾向，他们在诗歌文本中无所顾忌地书写身体欲望，彻底抛弃了自然风景的描写，结果导致了品位庸俗的文本的大量涌现。这是一个误区。其实，即使是宣称要“扭断天鹅的颈脖”的墨西哥现代派诗人马丁内斯，他在诗中仍然充分肯定一个诗人要去真切感受“大自然的风情”，从中昭示了诗人之为诗人的内在要求。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东西方诗歌而言，回归自然、追求和谐，重新引领人类焦灼的心灵走向光明、宁静的审美境界，这无疑是东西方诗歌共同而光荣的艺术使命。

       谢谢大家！

                        2007年9月1日于印度钦奈

                    诗歌如何才能具有感染力

谭五昌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这个命题并无任何新意。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命题置入当下诗歌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和审视的话,它的重要性便凸现得异常“尖锐”和强烈.换言之,对这个命题的提出和强调，将为诗人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提供价值向度和精神向度上的深刻自省或反思.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当下,诗歌的一再“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诗歌遭受人们的冷落乃是一种历史意志的体现,这里面有其深刻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外在客观原因.然而,作为一名诗人,面对自身悲剧性的历史境遇,是完全的随波逐流,一味地向时代和现实“献媚”,还是保持住诗人独特的品质和禀性,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与当今这个高度物化的时代勇敢地进行精神的抗争,从而维护诗人自身以及人类自身灵魂的必要的尊严.在普遍的意义上,诗歌是人类反抗精神媚俗和心灵蜕化的最为有力和有效的艺术(文学)形式,它将用艺术的良知使我们的灵魂免于最终的堕落，为我们因承受过多的世俗诱惑的心灵提供一种价值的关照,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许多诗人将诗歌与日常生存状态直接等同起来,缺乏精神层面和灵魂层面的价值提升,诗学趣味的庸俗化,粗鄙化与诗学观念的浅薄化,平面化似乎已成泛滥之势,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诗歌的表现领域已经“无所不能”,实质上已经造成了诗意的大面积流失。我以为，在当下，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与其灵魂状态无关，不去深入表现诗人的灵魂在复杂、浮躁的现实境遇中的挣扎、痛苦与祈求，反而对这一切作刻意的回避，那么他（她）的作品就多少显得有些苍白，就很难震撼读者的心灵，其作品的感染力也就无从谈起。

大理的蝴蝶

                 ——在云南大理观看大型歌舞《蝴蝶之梦》有感

两只蝴蝶开启了梦境的源头

两只蝴蝶照亮了梦境的尽头

其中一只英俊勇敢的名叫阿鹏

另一只美丽痴情的名叫金花

苍山与洱海

为两只名叫阿鹏和金花的蝴蝶

为无数只名叫阿鹏和金花的蝴蝶

铺展开一片神奇辽阔的蓝色梦床

这两只蝴蝶从历史的深处翩翩飞来

无数只蝴蝶从历史的深处翩翩飞来

彩色的翅膀晾晒着爱与美的梦想

在时间面前永不褪色

当爱情的风暴掀动着大理这块古老迷人的土地

两只蝴蝶，两只蝴蝶身后数不清的蝴蝶

以飞蛾扑火般无畏、绝美的姿态

带给人们超越时空的经典而新鲜的感动

注：大理地区通常把英俊勇敢的白族小伙子称为“阿鹏”，把美丽痴情的白族姑娘称为“金花”。

2005.5.18匆匆作于第十届（大理）国际诗人笔会闭幕式期间

当代诗歌：边缘的守望与追求

  ——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秘书长、诗评家谭五昌访谈录

记者：作为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秘书长，您非常关注现代汉语诗歌与世界其他语种诗歌交流。目前诗歌在中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吗？

谭五昌：诗歌的边缘化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诗集的出版数量很少，多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也不大。比起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状况可能更好一些。比如，在中国诗歌活动的举办频率、次数等均远远多于西方国家。不久前，台湾著名诗人罗门先生到北师大作演讲，很多学生去听了讲座。罗门先生很受震撼，他对我说，在台湾、在西方，很少见到在大陆这样“火暴”的诗歌场面，非常出乎他本人的意料。

虽然都存在诗歌被边缘化的现象，但西方诗人的心态相对而言比中国诗人要更加平和一些。因为在西方文学界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诗歌在文学中处于精英的位置，是文学中的皇冠。既然诗歌是一种高度贵族化的艺术门类，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读者，读者群必然是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

记者：近些年世界上是否产生过比较有影响的诗人或者诗歌作品？

谭五昌：西方的诗歌活动虽然不如中国那么热闹，但当下西方优秀的诗人不在少数。不过好像现在西方诗人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很大的影响力，或者说，中国读者还没有接触到足以震撼他们的西方诗人。自从1996年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获得了诺贝尔诗歌奖以来，已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这种最高的文学荣誉都是由小说家、戏剧家瓜分了。因此，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方的诗歌也不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西方诗歌似乎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诗歌传统悠久，绵延了很长时间，诗人普遍处于影响的焦虑中，在创造性上难以取得突破。而汉语诗歌从胡适开始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形态，我们把它称做新诗，或者称现代汉语诗歌。当然，这是相对于古典诗歌而言。既然是新的诗歌形态，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它还在发展之中，不够成熟。另一方面，又为现代汉语诗人提供了发挥与创造的空间。中国新诗所面临的困境也很大，西方现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当代中国诗人如何在双重困境中取得突破，找到新的艺术领域与天地，就成了对诗人们严峻的考验。很多诗人的创作到中年以后就难以为继了，这不仅仅是诗人自身创造力的衰退，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新诗处境的一个隐喻。

记者：国内诗歌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在圈内热闹。而且这种热闹的一个原因是诗歌缺少一个比较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同的诗歌流派之间争论不休。

谭五昌：现在诗歌的标准的确比较混乱。比如，民间诗人和知识分子诗人互相指责，就因为他们的标准不同。在这里谈谈我个人对诗歌标准的理解与看法，我以为：最基本的一条是要言之有物，要表达比较饱满的情感状态。第二，语言上要有一定的要求，可以是口语，但不能是口水。语言要有意味，对口语的运用要有提炼加工，不是完全的原生态（自然状态）的口语。语言要有选择性，不是什么语言都可以成为诗歌语言。第三，应对生活有所发现与感悟。平面化的书写、用平实文字记录日常生活状态，导致诗歌跟小说写作的方式没了本质性的区别。小说非常世俗化、经验化，现在的许多诗歌文本也跟着变得非常世俗化、经验化。诗歌还是应该有精粹的思想感悟在里边。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全部的哲学。现在好多诗人缺少一种思想与精神境界，比如，老诗人郑敏作品中的树可以与天空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而当下许多青年诗人和诗歌作者的作品中就见不到这种境界。第四，应坚守艺术想象力，艺术想象力的有无与高低是衡量一个写作者诗人身份与资格的重要尺度。当下许多诗人和诗歌作者主动迎合大众文化潮流趣味，满足于日常生活表面化的记录和书写，想象力自然就降低了。想象力与超验性有关，而我们现在一味讲求经验性，这样想象力的翅膀就被人为的折断了。上面说的四点，是我对诗歌标准与尺度的基本看法。

至于你说到的诗歌流派问题，的确一直争议比较大。我们知道，诗歌流派的形成有几个主要的条件，比如，要有一批艺术趣味相同的诗人，要有刊物与阵地，还要有共同的诗歌主张、理论宣言与审美倾向。事实上，很多诗歌流派都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近些年来，中国大陆诗歌流派运动风起云涌，如“70后”、“中间派”、“第三条道路”等。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当代诗人的一种心态，他们希望通过“集团军运动”的方式引起诗歌圈的关注，从而能够“堂而皇之”的进入文学史。在诗歌被高度边缘化的当下，有些诗人为了出名，有意识地大搞流派运动，不惜走极端，比如创造出“垃圾诗派”等一些“先锋”性诗歌流派与团体，把诗歌作为一种吸引大众眼球的工具。他们没有把诗歌当成艺术品，缺少对诗歌必要的敬畏之心，背离了诗歌的初衷。这些流派从严格的诗学意义上探讨就很成问题。另外，非常清醒非常功利性地制造诗歌流派运动，我认为不太符合诗歌流派史规律。对诗歌流派的命名一般来讲是批评家的事情。我更不认同当下以“代际划分”（比如10年为一代）来“创造”诗歌流派的做法，这导致了诗歌写作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倾向。一旦诗人的功利心过强，对严肃的诗歌写有很严重的损害。真正有艺术情怀的诗人骨子里应抵触人为的诗歌流派。个体性写作的价值更能得到读者的认同。

记者：我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歌传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古典诗歌都对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现在虽然诗集出版、网络诗歌写作都很活跃，真正能够广泛流传的诗歌却很少，这也是读者对当代诗歌不满的一个原因吧。

谭五昌：现在很多诗人与评论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新诗就因为缺少相对稳固的形式感而影响了传播的面，影响了大众对新诗的评价、接受和认可的程度。新诗如果能借鉴古典诗歌的形式美应该会有利于传播。所以当代诗人也在焦虑。现在出现了回归的声音，要重新吸收古代汉语诗歌合理的成分。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能让新诗诗人重新讲究压韵与平仄，这个是做不到的，但可以去讲究音乐性，不是外在的音律，而是内在的节奏感，这基本形成了共识。

现在仍有一大部分爱诗的人选择写古典诗歌，其实表明了对新诗仍有一种误解。有一个文学理论的常识，即当下诗人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不可能再去写古典诗歌，持守古典诗歌的形态。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有其独特的价值。不能说新诗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古典诗歌，因为新诗刚刚诞生90年，与高度发达的古典诗歌相比，在时间积淀、审美形态发展等方面均未完善，无法撼动古典诗歌的地位。但新诗独特的风貌与优势，恰恰是古典诗歌所不具有的。时代变化了，文学经验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诗歌领域也是如此。新诗的诞生就是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新诗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表达中国现代经验的历史任务。所有中国人的现代诉求都可以通过新诗或现代诗歌这种先进的文艺形式来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诗凸显了与古典诗很不一样的价值。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新诗起到了在文学上为现代中国人“代言”的功能。我以为这种为现代中国人“代言”、彰显个人价值的功能始终没有减弱。

记者：古典诗歌也是很个人化的写作。新诗在这方面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

谭五昌：古典诗歌在风格上是个人化的。比如李白、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很个性化，但在价值层面、审美话语方面却都同样是古典形态。现在写旧体诗的人很多，这说明古诗高度辉煌，人们不想从古典的审美趣味中摆脱出来。但作为一个有现代体验的人，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很难真实、生动、深刻地表现现代人的生命和文化经验。比如一谈到爱情，人们会想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这种海誓山盟式的爱情体验，但现在的爱情经验就很不同了，更为复杂了。比如台湾女诗人夏宇的爱情短诗《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这首诗既是写爱，又是写恨，蕴涵了一种复杂的现代爱情经验，这在古典爱情诗歌中很难找到的。如果不用新诗的话语方式，现代人的爱情经验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表达。

记者：不过古人的爱情经验也很复杂，比如李商隐的《锦瑟》。

谭五昌：这首诗是很晦涩，但仅仅是表达技巧、意象运用的晦涩，并不是情感体验的晦涩，它表达的爱情仍然是古典的形态，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

记者：读者喜欢诗歌，是因为它说出了常人心中都想说却说不出的话。但现在诗歌在努力拉近与常人距离的时候，说的却是常人也能甚至不屑、耻于说的话。当读者发现诗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愿意接近诗歌了？

谭五昌：你说的很对！诗人的写作姿态不能高高在上，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骨子里，在美学趣味上，还是应该保持某种贵族化的东西。现代诗歌在取材上是日常化、生活化、高度经验化，但如果在境界上、在审美的品位上不能跟大众保持适当的距离，最终会导致大众对诗歌的失望乃至轻蔑。现在有些诗人极力与大众文化打成一片，利用传媒的优势，将自己打造成大众文化明星，吸引更多的眼球，但却是以降低诗歌的审美品位为代价的。现在一些诗人没有坚守自己的艺术情操。你刚才的谈话中也提到了“赵丽华诗歌事件”，2006年的“赵丽华诗歌事件”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赵的部分口语诗表示不满？我们就事论事的来分析吧，我想主要原因是读者们在赵丽华的那些在网上发表、传播的口语诗歌中，看不到它们任何超出常人的高妙之处。其实很多人对诗歌还是保持了某种神圣化的期待。一旦这种期待落空了，就会由失望转为不满乃至愤怒。在潜意识中，读者还是需要诗歌去提升他们的修养与品位的。如果诗人们发表的诗歌是口水甚至垃圾诗歌，大众对诗歌最后的期就会完全落空。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这个时代对诗人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增高了，作为一个诗人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在某种情况下代表的所有诗人。这就是“赵丽华事件”出现后，南鸥、李少君、海啸等一大批诗人、诗评家情绪激烈的指责媒体恶搞诗人与诗歌，强烈呼吁重新塑造诗人与诗歌正面形象的原因所在。其实赵丽华及其诗歌被恶搞，这对一个诗人的写作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也有平庸之作出现。大众、网民要摆脱对当代诗歌与诗人的偏见，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应对当代诗歌与诗人要有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要因为“赵丽华事件”而对当代诗歌丧失了信心。赵丽华部分口语诗产生的负面效果被媒体放大了。客观的讲，当代诗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优秀的诗人很多，我们当为此欣慰。但当前伪诗人、伪诗歌也不在少数，败坏了当代诗歌与诗人的声誉。今年初由潘洗尘、老巢、梁小斌、芒克、张清华、树才、莫非、叶匡政等诗人、诗评家发起并参与制定了一个“天问诗歌公约”，据发起人讲，其初衷是为了让诗人的写作变得自律，意在恢复大众对当代诗人与诗歌的信任感，但这个诗歌公约目前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我呼吁媒体与大众尽可能给当代诗人一个宽容的环境，充分理解他们，鼓励诗人进行严肃的创造，要把真正的诗人们的价值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惟有如此，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才有可能被摆脱，当代诗人的文化抱负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实现。

当代诗坛名家作品课堂讲析：严力诗三首解读

主持人：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诗评家）

参与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教育硕士生

时间：2005年11月1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

谭五昌：严力是当代诗歌界最具活力的诗人之一，他历经了几个诗歌创作阶段，从最早的白洋淀诗群，到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严力都沾边。据严力本人讲，他与北岛、芒克等朦胧诗人有过诗学上的密切接触，也就是说，在艺术滋养上，与朦胧诗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严力与那些朦胧诗人的情况有些区别，比如北岛和芒克，他们基本上都是历史性的诗人。当他们经历了他们辉煌的创作历程后，在九十年代，基本上属于他们的沉寂期。尽管北岛现在也还在创作，但诗歌界比较普遍地认为，北岛的诗歌成就和诗歌形象，还是固定在八十年代。而严力不是如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以后，他在海外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而且始终与国内外的诗歌潮流保持同步，其诗歌风格总是能够做出相应的变化，自我调整得比较好，所以他的诗歌受到当今很活跃的诗人，包括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在内的肯定乃至推崇，而且有许多诗人把严力的写作看作是民间写作，认为是最典范的一个民间诗人，甚至把他看作一个小小的民间写作的源头。这一切都奠定了严力在当代诗歌界的地位。我认为，如果给他定位的话，当代诗人对严力的认可实际上是认可严力的创作活力。因此，我在这里有意识的选择了他的三首诗，分别代表他不同的创作阶段。一首是《还给我》，这是他八十年代的代表作；九十年代选了他的《纽约》；二十一世纪以来选了他的《黑暗之歌》。我认为这些诗也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诗学趣味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分析这三首诗，是以点带面、以点带线，能比较全面的认知、体会、掌握严力诗歌的艺术特色。下面我们先来解读第一首《还给我》。

一、解读《还给我》

这首诗写于1986年，86年是个什么年代？是朦胧诗退潮的年代，也是第三代诗歌开始兴起的年代。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最简单的区别就是：第三代诗歌已经把个人化的诗学趣味大面积的囊括进来，而朦胧诗基本上还是一种集体化的书写，是一代人的声音，尽管在诗学上已经吸收西方的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诗歌形象，朦胧诗书写的还是一个“大我”的形象。但第三代诗歌书写的是个体的形象。很奇怪的是，我发现在这首诗中，严力已经有意无意的和第三代诗人打成了一片。像《还给我》这首诗已经摆脱了一代人的身份，书写的是个体的我，这一点说明，严力的转型和自我调控能力比较好，也就是说，这首诗从其内容和书写方式来说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主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首诗是一首怀旧主题的诗歌。这个主题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层层推进、深入。

根据对其主题的分析，我来做个解读：这首诗总共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认为是对童年经历的一种怀旧。为什么如此理解？“还给我，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这里有个“门”，门里边肯定有个房间，这个房间象征着私人空间，这个私人空间是经历过公共话语之后的诗人们最怀念的一种生活情境，这种情景我把它想象为一种童年的情境。童年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最纯真的、最纯洁无邪的，我们进一步想象，也许在这扇门里抒情主人公留下了许多小小的、可爱的秘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童年的旧居不存在了，房子可能不存在了，那么在怀念它的时候，选择一个什么的意象最好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门”，表达得很到位，通过要求还给“我”那扇门，表达对有过许多美好记忆的、纯真的童年时代的怀念。

第二个层次：我理解为是描写一种非常富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少年时代的情景。“还给我，请还给我早上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哪怕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他写了这样一种场景，一只雄鸡与他亲密为伴，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也许是来了个远房亲戚，就把这个鸡杀掉吃了。作为一个少年他想为雄鸡反抗，但是无能为力，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这只鸡被放进锅里炖成一锅清汤，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客人们津津有味的吃着鸡，最后只剩下了一碗骨头，“我”望着这个盛满骨头的碗很伤心，显然这是一种怀旧，怀念少年时代有趣的往事、怀念这种纯真时代。这也完成了时间的又一层推进。

接下来，第三层，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青年阶段。“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也请还给我”。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场景，记述了作者朦胧的情感经历，在草原上、山坡上或者任何的野外，有一个青春美丽的女主人公，然后他们在对唱牧歌，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设备，肯定是没有录下来的，但这种原始的自然本真的、带着青年男女美好的情思的那种歌曲深深触动了抒情主人公年轻的心灵，多少年以后，那些原始的情歌被录下来，变成了商品被贩卖，所以当“我”听到这些情歌时，回忆起当年的一幕一幕，内心有一种沉痛感，希望能还原这商品背后的人的美好情感，所以才会有这种书写。  

接下来，第四个层次，作者很自然地写到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这是顺着第三个层次来说的，“还给我，请还给我爱的空间，哪怕已经被你用旧了，也请还给我”。这里面可以看出作者对这场爱情非常珍惜，但是也很明显，这场爱情受到了波折，性质发生了转换，本来应该是一场很美好的爱情经历。这里作者用了一个词“用旧了”，表明抒情主人公希望修复那种美好的爱情，重新去占有、重温一下那个爱的空间。

从上面四个层次，我们能看到抒情主人公成长的轨迹，这种成长的轨迹和抒情主人公情感的经历之间是能找到一种对应关系的。随着抒情主人公慢慢的长大，他的情感也变得丰富起来，遵循着从童年到青年的一个轨迹。他讲述了童年与“门”的关系、少年与“鸡”的关系，青春期时代与“牧歌”——一种朦胧情愫——的关系，以及成年后直接的与“爱”的关系，其实，这四种关系都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怀旧的主题也是一个爱的主题。

第五个层次，爱的主题变得开阔，由男女之爱变成了兄弟姐妹之爱。这里的表述也很机智，“请还给我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视野和心胸也变得开阔起来。

到结尾，诗的空间已经开阔到了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境界，爱的空间无限的辽阔，跃过了男女之爱，跃过了兄弟姐妹的爱，放眼到整个地球，“请还给我整个地球，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也请你还给我”，现实中由于国家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冲突令人担忧，早在二十年前，诗人就发出了一种呼吁，希望整个世界、整个地球，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要以兄弟姐妹的名义相亲相爱，让整个地球变成美好的人间，让这个世界充满爱。整个这首诗我认为是一种情感的诉求，诗人希望“还给我”，“还给我”什么呢？作者从六个方面层层渐进，步步深入，这种情感的诉求就是一种爱，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他呼吁挽留这些美好的事物，让它们停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停留在地球上。从这首诗我们看到了八十年代诗人对美好的传统价值的回顾与认同，这与九十年代流行海内外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完全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诗人们还自觉地接受着精神的洗礼，他们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是维护美好传统价值的使者，这对建构我们的精神文明是有积极作用的。人们对八十年代的诗人有着崇高的想象与期待，诗人们有着辉煌的经历。

如果仅仅解读到这里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首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立，除了它的思想价值外，还有其艺术的价值。首先，它能够设置一个对话的框架，对话的形式。“你”在作品中出现了五次，每次指代不同的对象。在北岛的《回答》中，诗人是对整个世界说话的，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而在这首诗中，我们不得不考虑每次出现的“你”是什么意思，这造成了意义上的朦胧。第二方面，严力的这首诗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诗的语言与日常的语言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严力的这首诗体现了诗歌语言的标准：那就是对日常语言提升后机智的组合与巧妙的搭配。比如这句诗：“请还给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我们可以用日常语言表现出来：请让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保持半年吧，这就不如诗中的语言简洁，到位，富有诗意。第三，这首诗的空间感非常的好。诗的空间在不断的扩大，先是在一个屋子，然后转移到野外，最后转移到整个地球；第四，与这种空间感相适应的，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我自己认为，想象力永远是一个优秀诗人的标准，当一个诗人丧失了想象力时，他只能算作一个二流或三流诗人。“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是空间的想象；“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也请还给我”则是一种语言的想象力。

受到人们肯定的诗歌主题和诗歌本身在艺术上的价值确立了这首诗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首非常出类拔萃的诗歌，不仅被认为是严力本人的一首经典之作，也被认为是八十年代的经典之作。

唐光胜（北师大05级教育硕士生）：《还给我》是一首哀歌，是一首悲歌。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所珍视的东西，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被别人“抢”去了，所以，作者满怀悲愤和无奈，甚至是以乞求的语气，向对方索回。“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门”是专门用来供人进出的，按照常理门后一般来说是有房间的。“没有装过锁的门”，正好让人们自由地进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生需要一个“门”进出，需要一个“房间”——“精神的家园”来安顿自己漂泊的灵魂，这点卑微的要求，对一介草民来说，却比登天还难。怪不得一向洒脱的李白，会仰天悲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请还给我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哪怕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可以看作是在漫漫长夜中保持头脑清醒，随时准备以自己的“鸣叫”来唤醒在“铁屋子”中昏睡的人们的启蒙者。《诗经》中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史上的许多志士仁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为了唤醒民众，不惜牺牲自己身家性命。但是到了十年浩劫这个“疯狂”的时期，由于经历了太多的惨痛，许多人的心已麻木了，缺少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大家都噤若寒蝉，这时已经不是“鸡鸣不已”了，而是变成了“鸡已不鸣”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惨局面。于是，无数人便在这黑甜梦乡里，睁起眼睛做了一场恶梦。作者深情地呼唤鸣叫的“雄鸡”，实在不能达此目的，也要对方奉还“雄鸡”的“骨头”，以便在将来政清人和的时候，能象“凤凰涅磐”那样，从死灰中复生。“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哪怕被你录在了磁带上也请还给我”，“牧歌”是在乌托邦之中吹响的仙乐，只有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你才能以纯真如赤子之心去聆听。在现实社会，它已被“录在了磁带上”，彻底地凝固了。人们心中那个“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池塘”，也变成了“春风吹不起半点沦漪”的一沟“绝望的死水”。“请还给我/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请还给我爱的空间/哪怕被你用旧了也请还给我”，在那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时代，父子决裂，夫妻反目，兄弟姐妹内讧，亲朋好友成为寇仇。作者呼唤真情的回归，“哪怕只有半年”甚至半天，浪子能够毅然回头，兄弟能够和好如初，夫妻能够破镜重圆，人生也死而无憾了。尽管“整个地球”已被无情地“分割”成无数细小的碎片，但九九归一，作者期待着在贝多芬的《欢乐颂》中，全世界的人民舍弃仇恨，团结成为亲兄弟。

申丽娟（北师大05级当代文学硕士生）：我觉得谭老师和唐光胜同学对这首诗两种不同的理解都很有见地，都能成立。“还给我”，显然是对本来属于自己但是却被别人掠走了的美好东西的诉求，希望自己再能重新拥有。从对具体的东西的诉求，如“门”、“鸡”到对抽象的“权利”、“关系”、直至“地球”发出诉求“还给我”。时空在不断的扩大，情感在不断的升华。对于八十年代的诗人们来说，他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不管是自己的小世界还是经历过的大世界，所以时过境迁以后，再返回来审视自己审视过去的时光，他们情不自禁的发出强烈的呼喊“还给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诗人小我，但又不止是他一个人，而是像他一样的许多“我”，“你”不仅是具体的某个人，同时也是过去毁掉那些美好东西的大时代。

贾亮（北师大05级教育硕士生）：我觉得诗人是在寻找人生的本性。“门”是要敞开心扉；“雄鸡”代表一种斗志；“歌”是一种对自由、欢乐的向往。

杨如兴（北师大05级教育硕士生）：法拉第说过，诗是一个谜，诗无确解。正是这种无确解和朦胧性才让诗显得更美。所以我们可从各个方面去理解这首诗。或者是结合社会背景，或者是从诗人自身出发。

许莹（北师大05级教育硕士生）：这首诗隐含着一种力量，是一种哀婉的呼吁。

李春鸣（北师大05级教育硕士生）:我觉得这首诗体现了一种对比的张力，诗人不断地在维护、呼吁美好的东西，但他们被破坏了，这引起了诗人情感的波动，反复强调“还给我”。另外这首诗像一个相册一样，体现了时间的流动性，今昔、往昔、时间、空间的交融性。

谭五昌：作者不断重复“还给我”，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情感诉求。不管是门也好，雄鸡也好，牧歌也好，兄弟姐妹也好，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失落了，作者呼吁它们回来。所以这里面一方面是失落，一方面是诉求，张力就体现在这里。在现实中，这些美好的东西与诗人的理想发生了强烈的错位，所以诗人呼吁它们回来。

苏玉军（北师大05级教育硕士生）：这首诗体现了诗人的愤恨，诗人不断强调“还给我”。就是要要回他被夺去的东西。谁夺去了这些东西？还给我什么？跟谁去要？都让我们去思考。

徐健（北师大04级当代文学硕士生）：这首诗是对已逝时光的一种感伤，那些美好的意象、互不设防的人际关系都已成为过去。正是“你”的出现破坏了这种美好的东西，让诗人和这些东西疏离了。

谭五昌：“你”的设置形成了一种对话，对“你”的意义大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恰恰是这种对话，这种不同构成了这首诗的朦胧性。“你”是什么，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你”肯定是悲剧的制造者，作者在与“你”对话，对“你”的感情是复杂的，多样的，有埋怨、怨恨，但有时又有些宽容，正是这种对话的多样性构成了情感的多样性。总体的情感是怀旧，也比较伤感。

大家的讨论很好，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激发。

二、解读《纽约》

谭五昌：这首诗创作于1996年，如果我们把八十年代算作严力创作的早期，九十年代算作他的中期、新世纪以来算作他的近期的话，那么《纽约》这首诗我认为是他中期创作的一首比较有意义的诗歌。虽然在艺术上不一定是很成功的，但是一定是可以供我们解读的一个有意思的文本。《纽约》这首诗建构了我们对于纽约这个世界都会的文化想象。我们在文化批评中老说对西方的文化想象，纽约的形象实际上代表了对美国的文化想象。9·11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纽约的形象。在这首诗中，作者以一个旁观者、一个移民的身份勾勒了纽约这个世界都市的形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美国这种异国文化的书写。在当代诗人笔下，集中笔墨对美国这种大都市的经验化描写并不多见。比如北岛、杨炼、多多等这些由于各种原因出国的诗人形成了中国当代诗人海外军团。他们到了西方，处于一种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包围之中，其实他们很不适应，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的身份就受到了质疑，所以诗人在写作时遇到了困难，他们总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身份，中国人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呈现纯粹的西方人的经验。但是在这首诗中，我看到诗人在努力地集中地把纽约的经验书写出来，让我们认识一个活生生的纽约，让我们这些没有到过纽约的人有一个认识和体会，这种感觉是比较真实的，这种体会恰恰是严力给我们带来的。诗人给我们呈现的是个疯狂的纽约，色情、暴力，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刺激。当然也有好的东西，比如自由，诗中写道：“在纽约/自由是无边无际的”，诗人把许多好的、不好的经验都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混杂的文本，给我们带来了阅读上的强烈的冲击。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在阅读这首诗时是否有一种快感，这种快感既包括美感也包括刺激，感官上、心理上的刺激，因为诗人的抒写很直接，没有那么多的朦胧、优雅。而这种不优雅恰恰是和纽约这座城市的不优雅吻合的。所以说诗人的书写方式、美学趣味与他的抒写对象是契合的，匹配的。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文本。

一开头，作者说：“没到纽约就等于没到过美国”，也就是说纽约经验等于美国经验，但是下面一转，“美国人对纽约抱有戒心”，说明纽约经验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国经验。可能纽约经验代表了美国人的极致、极端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极端的美国人的经验和形象。

接下来，诗人说，“到过纽约就等于延长了生命/一年就可以经历其他地方十年的经验”。我们不是追求生命的厚度、追求刺激吗？纽约就为人们提供了这种极端的体验。美国的其他地方也许并不像纽约那样，所以他们要体验这种生活，恐怕也得到纽约，因为在那里，一年就等于十年，什么都可以经历，可以说集中了人类社会的所有种族的经验，这些经验在纽约被放大了。这是总体的抒写。

下面分开来说。在第三段中，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毒”，也就是说纽约是一个能够把人的恶充分激发起来的地方，作者这里用了个比喻，“自己被自己的恶毒扭曲成弹簧”，这个恶毒是对纽约经验感性的态度。但这种恶毒是环境造成的，“都出自纽约的压力”，在这种快节奏的都市中，人们为了缓解压力，就会去寻求刺激。下面是纽约人的总体的心态：躁动。这是一个很躁动的城市。让我们来见识一下纽约人，首先从司机开始，纽约的司机很标新立异，“好像要带领世界的潮流去闯所有传统的红灯”，“但是别忘了小费”，从纽约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人们的唯利是图，看到金钱在纽约人心中的位置。接着又写到纽约的市民，“这是一个充满了犯罪学老师的地方”，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对犯罪充满了狂热的热情。它也许会让你一夜成名。诗中这两个元素与场景非常有代表性：色情与性。这在美国的夜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且作者书写得很直接。“大苹果”可以认为是情爱的意象。“苹果”不仅在夏娃与亚当之间传递，而且在夏娃与夏娃之间，亚当与亚当之间传递，我们可以理解为“同性恋”。“大声咀嚼的权力掀起了许多不繁殖后代的高潮”，在美国同性恋是非常自由的，有很大的空间。在纽约，人们只是享受身体上的快感，并不是像我们一样追求以传宗接代为基本的爱情的需求。

诗中有一个片断是对色情场景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词“解开”，很有挑逗性的一个动作。“口红” 是一个来自女性的意象，也是色情的一个意象。这是对情爱、性爱、都市欲望的直接的描述。这也是纽约夜生活场景的直接的展示。接下来的一段揭示了物质都市的病症，这种病与人的弱点有关。“妓女”，妓女在纽约的作用是男人的安慰剂。男人需要妓女来拯救自己的身体或者暂时麻痹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里男人堕落到什么地步，直接用身体来解决自己的痛苦。这也是纽约人精神空虚的一种极端的行为。“繁荣就是纽约骄傲的毒品”，这里运用了反讽、矛盾修辞。再往后是对自由的描写。“纽约是用自由编织的翅膀”，在纽约自由是无边无际的，我们可以任意的想象。接下来诗人又写了纽约的商业。“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创作发明者/或者你使用了最大的历史的轮胎/但纽约的商人已经在未来的路上设立了加油站”，含蓄而生动地写出了纽约商业对文明的阻碍。最后一段，“纽约在自己心脏里洗血”，这是一种暴力的意象。“把血洗成流向世界的可口可乐”更是深刻地揭露了纽约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与文化侵略，罪恶与繁荣并存。

杨保海（北师大０５级文艺学硕士生）：这首诗使用了一些反讽手法，收到了不错的艺术效果。

杨如兴（北师大０５级教育硕士生）：这首诗作者运用了反讽、比喻、悖论等手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诗人写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丑陋、异化、精神空虚与堕落，具有批判性。

谢争艳（北师大０４级当代文学硕士生）：这只是诗人眼中的纽约，纽约的一切都被诗人放大了、夸大了。现实也许未必如此。

李雪（北师大０４级当代文学硕士生）:这首诗体现出了中国诗人在都市经验描写上的一些局限，巴尔扎克、左拉等都写过都市，但挖掘得很深。

孟睿睿（北师大０４级儿童文学硕士生）:这首诗给人一种狂乱、混乱的感觉，语言组合上也很显得急促。

谭五昌：大家说得对，如果诗人能深入到形而上的哲学的层面来书写，厚度可能会加重一些。另外，孟睿睿也说到一点，感觉还是很敏锐的，这是一种语言的狂欢，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人写作时的躁动，这正好与纽约的躁动、纽约这个疯狂的城市形象给世人带来的感受是一致的。形式上的躁动不安与纽约的躁动不安构成一种对应关系。这正是这首诗的特点。从艺术上来说，大家认为这首诗好像稍有逊色，非常具有内涵的意象语言没有出现。可能是与诗人写作时的急于表达有关。这首诗并不是最成功的，但是非常很有意思。至少诗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经验，满足了我们对美国大城市的文化想象，所以在当代诗歌史上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三、解读《黑暗之歌》

谭五昌：这是一首近作，写于2003年，我觉得这首诗能够代表严力近阶段的创作风格和实力。在九十年代，由于作者移居美国，所以他给我们奉献了一首《纽约》，现在，他的身份是游移不定的，既是美国人又是上海人和北京人。这也是当下好多诗人的身份状况。在文化批评中，诗人的身份问题对他的写作立场、写作的观察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严力当下的写作中，诗人身份变得淡化了。在《纽约》中，诗人是个异乡人，对于纽约人来说，他是个他者，而在这首诗中，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一个纯粹的诗人的身份。

这首诗的题材很传统，对黑暗，对黑暗的感受、感觉，他写得很好，从总体艺术风格来说，是现代主义的书写方式。而不是古典的，浪漫的，后现代的。这首诗的亮点在于诗的想象力，一是对世界的想象力，一是对语言的想象力。另一方面，诗人还能从形而下的层面深入下去，进入形而上的层面，有哲思的味道，有思想深度。在语言上也是很成功的，是充满诗性的语言，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下面我们来具体解读。

这首诗一共三段，作者对黑暗的感受也是一个层层深入递进式的过程。第一段作者写了对黑暗的感受，“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黑暗”，这个重复说明黑暗给他有力的刺激。接下来，“我看见了黑还在继续暗下去”，把黑暗这个词拆开来说，这就是词语的想象力，让你觉得很有意思，很有陌生化的修辞效果。“负15瓦，负30瓦，负40瓦，负100瓦”，我们很难见到这样的描述。在现实中我们很少用负数，作者这样描述来表现黑的程度，负的越深，黑得越浓，同时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想象力和对语言的想象力的出众。另外，“我看见了黑暗对自己的信心”，这种拟人化的手法很巧妙，让人产生很深的印象，真切地感觉黑暗在统治着这个空间。

第二段，继续深入描写黑暗。“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黑暗的强大”，这是一种很机智的表达，本来强大的黑暗就不易看见，作者却把它颠倒过来，“我看见了黑暗的强大”，虚实结合，这体现了诗人语言上的想象力。“在黑暗里见到的都叫黑暗”这也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修辞。然后，作者重点抓住了“镜子”这个意象来表现黑暗的强大。“镜子在黑暗之中照出了自己的黑暗”，很有深意，说出了黑暗的本质。结尾继续强化这种感受并且升华，由形而下的感受进入到形而上的思考。“我还看见了，还看见了声音”，声音是不能看见的，作者通过听觉效果来更突出他的视觉效果。能听到声音，更凸显了这个房间的黑暗。我们都